公元，蒙古实施“斡腹计划”，蒙古宗王忽必烈受命率领轻骑兵远征大理，在攻下大理都城后，忽必烈率领部分军队回归，留下大将兀良继续讨伐大理余党，不久，八府、四郡与三十七部被其收服，大理正式宣布灭国。
一、蒙元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大理灭国之后，为了方便镇守，兀良在原大理五处要地设立“五府”，并安置置19处万户府，规定皆归于云南王管辖，驻守大理的云南王成了此地的最高统治者。
好景不长，公元年，云南王忽哥赤被其下属宝合丁毒杀，由于大理当时还不受中央直接管辖，最高领导者死后大理顿时一片混乱，虽说宝合丁被以最大速度捉拿归案并诛杀，挽回了些许蒙古政府的颜面，但是云南王被毒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无法挽回。因此，元朝调整了对云南地区的管理制度，将云南设为元朝中央直接管辖的省区，大臣赛典赤·赡思丁成为云南第一位省长，关于云南省范围，《赛平章德政碑》称：“东接宋境，西距蒲甘(在今缅甸北部)，北抵吐蕃，南届交趾，地方千里者五，总隶百余州。”可见其与前身大理“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相差不远，基本保持从南诏到大理时期对云南的管辖范围不变。
云南建省后，以善阐为省治（当今称之为省会），又因为中庆路治所，所以云南省治又被称之为“中庆”，同时，大理最后一位国王段兴智杯俘虏之后，非但没有被蒙古人所杀害，反而赐予其大理总管之职位，且许以世袭，在滇西之地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当然段氏仍然接受中庆之地省长管辖。
云南作为作为蒙元进军中南半岛的前线，自然是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出于对云南地区的安全考虑，元朝除了设置行省之外，还派遣梁王与云南王镇守此地，二者分工明确，梁王地位相比于云南王高，所以镇守云南省治，云南王则听从梁王号令，镇守在云南各处要害之地。自此，云南地区拥有了三股兵力，即镇守中央的梁王，处于云南要害处的云南王和滇西的大理总管段氏。
到了元朝中后期，云南地区仅剩两股势力，梁王基本控制行省，而段氏毕竟是当年的皇室，则在云南西部发展自己的势力，拥兵自重，不受梁王的管辖，双方经常有摩擦发生。直至公元年，四川起义军攻入云南，梁王仓皇逃窜，这才向段氏求援，段氏旗开得胜，化解了云南这次危机，也救下了当时的梁王孛罗，梁王报恩，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段功，没过几年，梁王又对段功起疑，将其诱杀在通济桥。段功的儿子得知后，悲愤不已，自封行省平章，梁王多次攻打无果，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最后中央出面调节，这才终止了双方互相攻伐的局面，但自此，段氏和梁王再不相往来。
元朝后期，中原地区已被明朝占据，元朝中央退居北方，朱元璋招降当时驻守云南的梁王无果，派兵攻打云南，梁王兵败逃窜，最后自尽在晋宁，云南地区被蒙元统治的时代宣布结束。
二、蒙元统治云南地区做的贡献
治水
云南第一位省长赛典赤上任之后，深感当地水患对当地人民人身安全以及财产所造成的损失，立即下令对年久失修的滇池进行治理，以管控上游六河、扩导下游出水口的方法为方针，自己亲自带领人员在上游修建水坝，派遣亲信对下游河口进行疏通扩张，整个工程耗时三年。
皇天不负有心人，三年之后，滇地的水患大大减少，人民得以更加平静的生活，免于天灾，不仅如此，在对河道进行治理之后，水位下降，云南顿时多出了数万亩良田，这也意味这百姓能够更多的生产粮食，将自身经济水平再提升一个档次，因为这件事情，百信对蒙元的统治非但不反感，反而心怀感激，要知道大理王朝后期由于对滇池疏于管理，常常会发生水患，造成无数财产损失不说，更多的是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上演了一幕幕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商业开发
“薄征税以广行旅”“轻抽收以广商贾”，这是赛典赤在位期间对云南地区商业方面施行的政策，基于此，云南成为了一个经商的好地方，无数商人因为这种优惠政策来往云南进行交易，而赛典赤见云南自古是以海贝代钱币进行交易，为了避免破坏这一习俗，特地向元朝中央申请保留云南这一本土货币交易特色，并且要求中央对云南的货币体系进行保护，即禁止他处海贝流往云南充当货币。
除此之外，当地各类金属矿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虽多处被官方掌握，但还是有少数许以民间私下运营，这样一来，云南的矿业高速发展，成为了元朝金属矿开采加工的重要之地。
教育
赛典赤非常重视教育，所以在他到云南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教育，《赛平章德政碑》记载中说到：赛典赤刚一到云南就再省治设立相应的儒学官职，同时兴建云南第一座孔子庙，修建孔子庙的时候，赛典赤将自己的俸禄拿出来用于购买地基，其他官员见省长如此，也纷纷效仿。自此，云南地区的教育机构开始慢慢兴建，“文风大兴”成为形容云南教育变化最恰当的一个词。
三、结语
蒙元对云南地区的统治经营时间长达年之久，在蒙古骑兵占领云南之后，并没有采取种族区分歧视云南当地人民，除了让其被中央直接管辖之外，还派出军队镇守，保证其地区安全。
赛典赤对云南地区的积极经营，让困扰民众的水患得已解决，又获得良田万亩，商业上的开发，也让云南经济的到了快速且稳定的发展，积极兴办教育，让云南“文风大兴”，推动了西南地区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解决了云南地区与中原文化存在隔膜的现状。此后的云南在蒙元的不断经营之下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不仅让当地百姓安居乐业，还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员到此定居，对云南的影响积极而深远。
参考资料：
《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元史》《南诏野史》《蒙兀儿史记》《赛平章德政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