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子支付技术的普及，纸币已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发展不仅便捷了商业贸易，还在货币领域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而在互联网还未架起货币与商贸之间的桥梁时，货币界仍是实体货币的天下。或许有人会说：“不就是钱吗？”实则不然，钱并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你拿着叠纸币回到古代的店铺里买东西，保准叫人拿着笤帚打出来。
那么，古人又是用什么来买东西的呢？除了大众熟识的金银之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便已经有了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
先秦货币四大体系
商代晚期，仿铜币的出现逐步取代了海贝等天然货币的地位，自此，金属铸币开始流通开来。目前，钱币学界将先秦金属铸币分为四类，即布币、刀币、圆钱和楚国货币。
布币体系
布币形状似铲，主要流通于三晋两周地区。关于“布币”的“布”，学界主流释义有二：其中一种学说认为“布”为“镈（音bo）”字的假借字，这种铲状的铸币是从一种叫“镈”的农具在商品交换的发展中转化而来的。
另一派则认为布币的实体应当是布帛，而非铸币。云梦秦简中记载：“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意为十一钱折合一布。如出入钱来折合黄金或布，应按法律规定。可见在当时已经有了布帛货币的存在，因此，布币的名称应为货币材质由布帛向青铜转变后的沿用。
根据不同时期布币的形制不同，可将其分为空首布、平（实）首布两大类型，依照每个类型首、肩、足部的变化，又可以细分为若干品种。空首布形体博大，首部中空，原始而厚重；平首布则是由空首布演变而来，首部变轻变薄，币身变为片状，以便铸造和携带。
布币形制的演变符合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的青铜冶铸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
刀币体系
相较于布币带着些许误导意味的名字，刀币则显得简单易懂得多。顾名思义，刀币是由工具刀削演变来的货币。刀币的类型可分为尖首刀、中山“成百”刀、燕明刀等，尖首刀因“刀形上锐”而得名，是先秦刀币系统中已知的最早的刀币。
从先秦四大金属铸币的起源来看，刀币的特殊点在于其形制演化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20世纪末玉皇庙山戎墓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削刀和尖首刀币也从考古学的角度印证了这一点。
北方游牧民族与周人的商品交换行为催生了刀币这一货币形式，刀币又在周族诸侯国的大力推行下渐成刀币系统，作为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产物，刀币文化在先秦的经济及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楚币体系
先秦金属铸币四大类中的楚币主要是指蚁鼻钱，蚁鼻钱是楚国特有的一种铜币，有面文，状似海贝，绝大多数都有阴文“亝”字，连同穿孔酷似鬼脸，故俗称“鬼脸钱”。
“蚁鼻钱”的名称及图象的正式记录最早见于南宋洪遵的《泉志》，其释文云“旧谱曰：此钱其形上狭下广，背平面凹，长七分，下阔三分，上锐处可阔一分，重十二铢，文如刻镂，不类字，世谓之蚁鼻钱。”这表明蚁鼻钱的称谓在南宋之前便已有著录。
至于“鬼脸钱”之称，则始见于清代。清人蔡云在其著作《癖谈》中写道：“洪《志》有蚁鼻钱，仍旧谱上狭下广之说图之，今俗通称鬼脸钱，则额当在上，口（指穿也）当在下。”。
无论是“蚁鼻钱”“鬼脸钱”的称谓，状若海贝，状貌肖鬼的币形，还是类丰色艳的币材特点，都能体现出楚国亲鬼好巫、亲近自然的文化特征。
圆钱体系
如果说布币、刀币和鬼脸钱对现代人而言过于陌生，那圆钱一定是人们想到古代钱币时脑海中最常浮现出的钱币样式。圆钱又称圜钱、圜金，有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两种形制，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流通于三晋之地。
对于圆钱的起源，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其由玉璧或纺轮演变而来。《尔雅·释器》谓：“内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内好若一谓之环。”好指璧、环居中的穿孔，肉指好缘至外廓间的实体。玉璧曾被当作商品交换的媒介物，后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仿照其样式铸作了圆钱。
持纺轮一说的学者则认为圆钱的历史与布币相比更为悠久，原因在于早期圆钱的形状与原始社会后期人们使用的纺轮极为相似，纺轮应用颇广，圆钱极有可能是纺轮用作交换媒介而演化产生的。
圆钱能在先秦之后的两千余年间作为我国货币的主要形制而流通，有赖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方孔圆形的半两钱制推行全国，自此，战国纷繁复杂的钱币制度宣告结束。
货币铭文的类别及含义
地名印记
先秦金属货币大都有铭文，其中多以地名为主，有相关学者统计，先秦货币大约涉及余个地名。
一般认为，货币上的地名就是该货币的铸造地。如河南省考古出土的尖足布，币上所印的文字“甘丹”，经考证即为“邯郸”，战国时期赵国都城，所参考的传世文献有《史记·赵世家》：“敬侯元年，赵始都邯郸”。
不过研究发现，先秦时期广泛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仿铸情况，“同地异名”与“同名异地”现象也较为普遍。
以山西地区出土的战国平首布币为例，其铭文地名应以赵国的都城晋阳为中心，然而其中有一些布币地名却远离当时的经济中心圈，如一种铭文为“干关”的方足布，所指地区为毗邻林胡等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区域，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货币流通情况并不相符，仿铸的可能性极大。
数字铭文
除了地名，数字铭文也是先秦货币铭文的一大特点。先秦货币铭文中出现的数字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了标明货币等制的数字，大都出现在货币正面。
如战国初期魏国铸造的桥足平首布，桥足布正面出现的数字有“一”、“二”、“五十”等，都是为表明货币等制的，其含义与今日的货币面额基本等同。
另一种数字铭文则多见于货币背面，这一类数字数目大，书写种类繁多，其作用应与铸造的范次或铸造地点的代号有关。如燕国所铸的燕明刀，刀币背面有“右千”“右万”等铭文出现，其中数字“千”“万”的含义更贴近于铸币时的范次批号，而非货币等制。
地名与数字是先秦货币中最常见的两类铭文，此外还有干支、五声、爵制等铭文，其类别与含义仍待学界的深入探究。
货币与地域文化的表里相合
先秦的金属铸币形制不同，铭文内涵各异，这与不同的地域文化对货币的陶染有关。在币形、币文等方面，以楚国货币为代表的长江流域货币文化便与黄河流域的货币文化呈现出极大不同。
就币形而言，楚国铜币的形式取象于自然物——贝，黄河流域的货币则多取象于生产物：农具、刀、玉璧等，这与两大流域不同的自然条件相关。
货币币文的字体结构之别同样是地域文化差异性的体现，《胡小石文集》释云：“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而不可复识”，这一点从楚币的字为先秦货币中最难辨识的一类便可见一斑。
地域文化作用于货币形制的方方面面，反之，货币也对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货币在国家与地域间的流通不仅加速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催生市场促进交换，还为思想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条件，先秦学术思想的百花齐放离不开货币经济的助推作用。
结语
先秦货币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不仅让人得以窥见两千年前人们经济生活的一角，更是先人智慧与华夏厚重历史的一抹缩影。
小小的钱币里沉淀着千年的文化与故事，又如何不让千年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为之好奇与惊叹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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