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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之畔,璞石无光,千年磨砺看西周的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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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在国家*治和生活的各个方面盛行各类赏赐活动,赐物种类之丰,玉器即为赏赐品中的重要一种。将全面统计西周金文中的赏赐玉器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等从册命赏赐、*功赏赐和飨礼赏赐等不同角度对这一时期玉器赏赐情况。

西周时期的赏賜用玉

一册命礼賜玉

册命即周代的锡命之礼,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锡命必有简策,故又被称为策命。册命礼在西周时期十分盛行。记载虽有理想成分,但衣服、车马、虎贲、乐器、弓矢、斧钺、租鬯的赐物均见于金文,但却不见如礼书所记般整齐划一。

同时,周代册命赐物中也有不载于礼书之物,玉器即为其中重要的一类。下面将对册命礼赐物中的所见玉器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1瓒的定名

学界对“瓒”这一器物的定名存在不同观点,我们先对一些主要观点进行简单梳理。传世文献中对“瓒”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指质地不纯的玉,二是指古代祭祀挹@酒用的勺子。此说以汉儒郑玄为代表。

汉唐经师的注解是“瓒勺说”的主要依据,但在近现代考古发掘出土物以及传世收藏品中均不见这种玉柄勺子。

赞同李小燕将玉柄形器定名为“瓒”的意见,并且在其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瓒”即为玉柄形器的具名,且“瓒”即玉柄形器而非何景成、严志斌先生所论为裸玉的总称。

从文献记载看,琐与裸是紧密相连的,裸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礼仪,裸礼用瓒,瓒是裸器的一种,在《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文献常见瓒与裸并提。

“裸”字在金文中有两种用法:一种为祭名,“裸”祭即以酒灌地而求神的一种仪式;第二种是裸飨宾客。周王在飨礼过程中以爵酌香酒招待重臣也称为裸。

2瓒与圭瓒

在《诗经大雅江汉》、《书文侯之命》序及宜侯矢鼎等金文、文献材料中可见周王册命诸侯时赐“瓒”、“圭瓒”的记载,但仔细审之,“瓒”和“圭瓒”被赐时均与鬯酒同赐,这一点十分重要,其涉及到“瓒”与“圭瓒”的性质问题,“瓒”和“圭瓒”具备祭祀用玉的性质。

命伐对鲁侯进行聘问,但鲁侯对伐的赐物称“赐”而不称“宾”表明这些赐物是聘礼结束之后鲁侯私下对伐的馈赠。

至于铭文中鲁侯与伐的关系,学界虽对二者的具体身份仍存争议,但对二者共出于鲁国公室且伐出身于小宗则基本达成共识。

金文中称老者一般指年长且具身份地位之长者,那么作为宗主的鲁侯赐予宗族内小宗老者以圭瓒也不难理解。另多友鼎铭文中也见多友因*功受武公以圭瓒之赐(下节细述),故圭瓒并非天子赐予诸侯的命圭

二*功賜玉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周王朝是以武力手段推翻殷商*权而建立起来,且立国之后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几乎贯穿着西周的历史。

一、*功賜玉种类

尽管西周时期战争频繁,但传世文献对这些战争的记录却少之又少,而见于青铜器铭文的记录虽多,但记载有战后赏赐的铭文也仅有十几篇,且战后赏赐赐物多以兵器为主。目前所见战争金文赐物中含有玉器的铭文仅见《多友鼎》和《敔簋》两篇、器铭。

1赐玉原因探析

铭文中多友并未直接向王献俘和受到王的赏赐及武公命禹召见多友等种种迹象表明,多友的身份只是武公属下的一名武将。至于敔的身份,敔鼎铭文中有“武公入右敔”的记载,在西周册命铭文中。

认为敔鼎中的敔是一名与应国关系密切的*事将领,但从其受赐情况来看其身份难以达到一代应侯的层次。应侯与淮夷的战争还见于应侯见工7鼎和应侯见工簋。

年代相近且两器铭文在历日上比较接近,若二者所记事件发生在同年,从见工簋应侯伐南夷的“正月初吉丁亥”到见工钟应侯受赐的“二月辛未”,历时四十四天,从时间上是看是存在可能的。同时见工钟铭文所见见工受赐“彤弓”、“彤矢”也表明此次赏赐也应与*事活动相关。

若敔的身份为应侯,在其击退淮夷并取得擒馘百、执讯四十,夺俘人四百的丰富战果的情况下却并未被周王赐予彤弓、矢,这是不合理的。那么是否存在敔作为应国侯孙作战而未被赐予彤弓矢的可能,从晋侯苏钟铭文的记载可以否定此种可能。

2繪礼賜玉

首先,已指出“穀”为玉的量词,双玉为榖,故师遽方彝中的“緬圭一、掾璋四”难合“玉五榖”之数,另前文也提及“品”作为玉器量词应为“种类”之义,尹姑鬲中的“玉五品”也并非形容玉器数量。

周王飨礼赐物多见用“贝”。而西周中期以后,赐物种类变多,其中尤以玉器为多。我们以为这一现象正是前文所提及的“礼制改革”事件在飨礼中的反映。

首先,在铭文中爽簋赐物较为特殊,铭文中所见不仅有高达十二穀的赐玉,同时还见玉与贝同赐。认为这正反映了礼制改革初期的风貌,在飨礼酬币中既见传统所用之贝,也见新礼所采用之玉,可见当时酬币之制正处于萌芽阶段。

这点也可从爽簋年代进行验证,焚簋铭文虽不见王年,但从公布的器物形制来看,此簋一对兽首耳下有方形垂珥,盖和器颈均饰以云雷纹衬底的分尾鸟。

《左传》庄公十八年更是未见赏赐矢的记载,故獪礼后赐矢应不是通例。值得注意的是鄂侯驭方鼎铭中有獪礼休宴后王举行射礼的记载。飨礼期间周王和臣工举行的射礼即文献中所见的“飨射”。“飨射”见于文献,是射礼中的一类。

西周时期的相见礼用玉

周代贵族相见时有着繁复的礼仪,而相见之时馈互赠礼物更是重要的仪节。其中来宾赠与主人的礼物称“挚”,又作“贽”,杨宽先生将这种来宾赠与主人礼物的礼仪统称为“贽见礼”,并对其仪节进行详细的归纳考证、同时礼尚往来,主人对来宾必有回赠,即“宾”。总体而言,“贽见礼”和“宾礼”都属于“相见礼”的范畴,无论是金文和文献中都见贵族相见时以玉为礼物。

一贽见礼与觐礼用玉

1、贽见礼用玉

文献中对贽见礼所用之物多有记载,三器作器者为调生,是调族的外甥为召族分支的一个小宗。其父母由他器可知是究仲和瑪娲。

“伯氏”是指君氏对瑪生的称谓,召伯虎称瑪生为伯。召伯虎在五年调生簋中被省称为召,其父为铭文中“君氏”,谥号幽伯,其母为召姜,铭文中作“妇氏”,谥号为幽姜。铭文中“召公”即召氏先祖。

再看调生贽见所用的玉器器类,有大璋、圭、璜和璧,其中大璋和璜分别只送与君氏和妇氏,另在赠妇氏以璜时搭配帛束。对此次事件中出力甚多的召伯虎则觐见用圭,而后在狱讼平息后进行答谢时均赠召伯虎和有司以璧。

首先,随贽见对象身份的不同,所用玉器器类也显示出差异,大致以“圭(或璋)璋一一璧(或璜)”与受赠人的身份相对应。同时对于不同的贽见对象,赠玉所用动词也有所不同。

其次,在不同情境下,即使是同一贽见对象,所用玉类存在差别。调生在狱讼前后对召伯虎赠玉的差别正能说明此点。

2觐礼用玉

觐礼是一种特殊的贽见礼,从本质上来说,觐礼也是贽见礼的一种,但由于贽见的对象为天子,故它是最高级的贽见礼。

命圭具有符信的作用,觐圭或也有此作用。具体到器铭中,五年调生簋中调生向召伯虎求助狱讼,在得到召伯虎的承诺后向召伯虎觐圭应也有以此圭为信的意味。另在膳夫山鼎、颂鼎和逨鼎册命铭文中,只有逨鼎铭文中见王对逨言“敬夙夕勿废朕”,逨反入觐圭或有以此圭为信的意味。

仅凭“凤圭”二字实难以确认“凤圭”中的“凤”字具体是指凤鸟纹抑或是凤形,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凤纹玉戈还是内端作凤形的玉戈在目前考古出土材料中都是极为稀少的,玉苟向穆王进献的凤圭必然属于贵重的玉器。

据《周礼》所描述,从规模上典瑞显然比玉府小一个等级,在具体职能上典瑞主要掌管瑞玉,而玉府掌管四方所献之良货,并且直接为天子服务。故从玉苟献凤圭于周王来看,其就职于玉府是没有问题的。

显然,在此玉苟献凤圭于穆王更多是尽其职责,此凤圭应是玉府所作,故此处不能言“堇圭”,除此玉圭上有“凤”的特点外,更与其本是周王之物相关。

二宾礼用玉与

1宾礼用玉

金文中的“宾”,即礼书所说的“傧”,“宾”是“傧”的初字。对于二字之间的关系。史颂鼎鼎铭则见苏国之君宾赠史颂一件玉璋、马四匹及吉金,赠物较茜簋所见师*宾茜多马两匹和吉金,马的数量差异或暗示两器铭文中王使的身份有差。

大簋盖铭文中所记较为简略,受到器主大宾赠的对象分别为王使膳夫豕和土地出让人3睽,赠物分别为》璋、马两和觀璋、帛束,即大璋。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土地出让人的遨睽对王使也有宾赠,所赠礼品为璋和帛束,这与其从大那里收到的礼物完全相同。

目前发现的西周墓葬材料中,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随葬玉器的数量远超贝类,随葬海贝常见于中小型墓葬。

其次,在文献记载中,玉器也有着超于贝币的价值。在目前所见有贝和玉同赐的金文中,赐玉的位置大多在赐贝之前。同时,据西周中晚期的裘卫盖,堇璋的价值更是高达八十朋。到了春秋时期,玉器在已经完全可被当作“财物”,在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征伐中扮演重要角色。

2西周聘礼用玉

霸伯盂铭文中多次出现“用璋”、“用玉”一词,想要厘清“璋”和“玉”在聘礼中的使用、流通情况,必然要对器铭所涉仪节进行具体分析、判断。目前已有多篇文章探讨对于盂铭中所涉仪节及用玉情况,说法不一。

霸伯盂铭文中所见裸礼第一次为聘享当日聘享礼毕之后,第二次为翌日。故按周文观点,盂铭所记第一次裸礼为礼宾之裸,第二次为飨献之裸。

据《仪礼聘礼》,礼宾也有币(束帛)和庭实(马)的馈赠,与飨礼相似。同时,在铭文中裸礼两次之后的赠物中第一次可见“宾”字(“宾用虎皮乘”)。

而第二次不见,这也绝不似巧合,正如前文所指出,金文中对馈赠动词的使用是十分严格的,故“宾”字仅出现在第一次馈赠中也表明其当为礼宾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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