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1科技考古大小兼备, [复制链接]

新冠疫情持续，对年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影响颇大。但考古人员积极复工，创造工作机会，全年的考古工作仍然亮点频出。

继“考古”和“考古”之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三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9位学者撰写“考古”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立足考古百年的时间节点，中国科技考古继续扬帆起航，不断奏响新时代科技考古的华美乐章。在年里，中国科技考古的视野更为开阔，研究范围立足国内、放眼欧亚大陆，多学科国际合作逐渐起势，“大”文章恰若大河奔流；科技考古工作者躬身实验室，从细微处见真章，用科技手段不断揭示一物、一址、一地的深刻内涵，“小”研究犹如涓涓细流。研究无论大小，终究百川汇流，涌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汪洋大海。在此，我们按科技考古各研究方向分述其年度研究进展。

考古年代

围绕重点遗址开展年代学研究，以揭示考古学文化存续的绝对年代。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是考古热点，谢振斌等对四川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6个碳十四数据进行贝叶斯模型计算，认为该坑的埋藏年代为距今年至年，属于商代晚期；此外，研究者确认第一、二、三、四、七和八号坑的年代为距今约年至年，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殷墟四期，第五和六号坑的年代稍晚，大致相当于西周早期。章典等对青藏高原上邱桑村雄曲河附近的古泉华沉积上一组包含了5个手印和5个脚印（该手脚印与现代人有着一致的尺寸和解剖学特征）的“岩面艺术”进行磷灰石（U/Th）年代测定，得出其形成的年代为距今22.6万年至16.9万年，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艺术，也是世界上发现手印海拔最高的地方，为人类占据青藏高原的最早历史提供了年代学证据。李维明对比了河南新砦遗址常规和加速器碳十四测年数据，认为两组数据结果经校正后基本吻合，证明了新砦期的存在，并提醒考古工作者在进行绝对年代测定前，一定要把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问题解决好。

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碳十四年代数据持续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加速器碳十四实验室公布了本年度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此外，重点就碳十四测年样本的提取和年代数据统计方法进行思索和介绍。张姚等认为孢粉浓缩物测年能够提供可靠的年代数据并能避免碳库效应的影响。陈伟驹针对华南石灰岩地区水生软体动物碳十四测年数据比陆地动植物偏老年到年这个关键问题进行反思，认为年代偏晚的原因主要在于骨骼的埋藏环境和预处理方式未能完全排除污染。张驰介绍了贝叶斯支端定年法，该方法是推断类群分异时间和演化速率的方法。

数字考古

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规范。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年4月实施由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制定的地方标准——《文物建筑三维信息采集技术规程（DB11/T—）》。

技术先行，以人地关系为导向开展研究。刘建国详细回顾了考古测绘工作在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发展过程，介绍了当前数字考古应用的技术手段，认为史前治水研究应当作为数字考古的重要研究内容。

学术交流顺利开展。第五届遥感考古年会暨太原明代藩王墓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于年5月在山西太原召开，来自国内高校院所的20位学者分别就遥感技术应用进展、三维重建技术应用、彩绘文物虚拟修复等主题进行了成果分享。

环境考古

立足东亚，开展大区域古气候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张志平等认为中全新世稳定的气候条件是仰韶文化时期生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环境条件。谭亮成等发现距今年至年前中亚地区发生了持续时间达年的超级大旱，该事件对中亚生态环境和绿洲产生了严重影响，进而阻碍了史前丝绸之路的开通。

以人地关系为核心，各主要区域均有环境考古研究问世。据不完全统计，涉及遗址包括：辽宁查海、河南郑州商城、山西碧村、湖北楚国都城、浙江何家、西藏沙隆卡、四川三星堆等。开展区域性研究包括：西辽河流域、毛乌素沙漠、酒东盆地、西北地区、*河流域、海岱地区、日照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等。中国学者的研究还跨出国门，深入到中亚河中地区、亚太地区和丝绸之路沿线。此外，还围绕沙尘暴演化机制进行研究。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1、西辽河流域及北方地区

贾鑫认为内蒙古二道井子遗址（距今约年）史前先民以橡子为主食，还食用了榆树叶以及桃、杏和枣等水果，适宜的环境条件促进了旱作农业的大发展和大量聚落的出现。王建等发现辽宁查海遗址（距今年前）存在耕作种植和土地清理的农业行为、以及森林砍伐行为，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二道井子遗址2、*河流域王辉等对山西碧村遗址（龙山文化晚期）及其周围的地貌进行了系统调查以及光释光测年，认为当时整体地貌格局与现今相同，基于聚落用地、生产生活、安全和交通等方面阐释了聚落选址的合理性。王琳等认为*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有利的气候条件和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促进了文化兴盛，龙山文化时期恶劣的气候条件促使多元生存策略的形成，青铜时代聚落向中原和山东地区汇集的现象是早期城市化和权力集中的体现。鲁鹏等认为环境变迁是造成*河流域房址结构和大小历时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木材资源的日益短缺迫使先民改变房屋建造方式。

碧村遗址3、长江流域邵孔兰等认为湿地环境是新石器时代沿海地区狩猎采集和早期农业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从方法论角度探讨遗址形成过程的研究。裴树文依据河湖相沉积、洞穴（岩厦、裂隙）发育区、*土与红土分布区等类型中遗址的特点，总结了不同分布区遗址埋藏类型对研究视角与分析指标所造成的影响。李浩等对沉积物及其常用分析指标（粒度、磁化率、地球化学元素、矿物组成和土壤微形态）进行了阐述。董广辉提出了“支点”概念模型（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为支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分别处于杠杆两端）以阐释古代人地关系演变的规律和机制。张雅平等认为可以利用粪生菌孢子来研究人类的饲养动物或游牧活动。

借助历史文献探讨环境变迁。关于中国环境变迁研究的通史性著作“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6本专著均于年内出版，另外《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环境与农业发展》从历史角度对相应历史时期及区域的环境变迁史及农业发展进行研究。

人骨考古

适逢中国考古百年，何嘉宁、高星、王明辉、张雅*等对当前中国人骨考古进行了综述，认为随着多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当前研究涉及人类起源、演化、迁徙、人口、健康、行为、习俗和信仰等多个领域，人种学研究已经超越了类型分析的初级阶段进入繁荣阶段，日益积累的中国古代人群体质人类学数据丰富了我们对东亚地区古代人群和社会的认识。

人骨考古在推介国外先进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推出原创性研究。英国著名生物考古学家夏洛特·罗伯茨的《人类骨骼考古学（第二版）（Humanremainsinarchaeology）》于年出版后，张全超等及时对其进行了翻译和出版。李法*再版了其著作《生物人类学》，以全球化视野和历史维度来考察人类演化。

人骨考古涉及区域从中原到边疆遍地开花，时间范围向后延伸至明清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开展人骨考古的遗址包括：辽宁建平、辽宁查海、内蒙古哈民忙哈、内蒙古土城子和井沟子、新疆加依墓地、新疆加瓦艾日克墓地、新疆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宁夏周家嘴头墓地、宁夏固原新区南塬墓地、甘肃黑水国、陕西鱼化寨、陕西北沈家桥墓地、陕西郭家崖、天津桃花园、山东大辛庄、河南汪沟、河南孙庄、河南平粮台和郝家台、河南官庄、江苏蒋庄等。

探讨人群演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杜抱朴等发现环境温度作为选择性压力在上肢发育或形态塑造上的显著程度要高于下肢，中国古代人群四肢形态变化的规律具有独特性。

从骨骼形态和健康状况研究古代生业。周亚威等发现河南汪沟遗址（仰韶文化中晚期）史前先民牙齿磨耗程度较低、龋齿发病率极高，反映了中原地区形成的成熟农业所带来的食物精细化、烹饪技术进步以及碳水类食物增多。魏偏偏等揭示出农业和牧业人群在股骨形态和粗壮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汪沟遗址出土的陶器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证据。张雅*等研究发现新疆加瓦艾日克墓地（春秋晚期至战国）古代人群在头骨特征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更多地体现出欧洲人种的特征（如鼻根凹陷深、鼻骨突起、犬齿窝深等），结合古DNA研究提出的该人群存在欧洲大陆东和西部人群基因交流的结论，认为当时基因融合处于初级阶段且规模较小，并未引发颅骨形态的明显改变。古人口学为新兴研究领域。古人口学包括静态和动态参数，侯侃等研究表明江苏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史前先民两性人数在各年龄段均比较均衡、具有较高的生育水平，这与良渚文化繁荣期的环境优越、资源丰富和文明进步有关。刘依等认为新疆萨恩萨伊和洋海墓地人口的增减变化与农业、战争和社会等因素有关。

研究社会文化对人骨的影响。邱林欢等就天津桃花园墓地（明清时期）缠足女性的足骨形变进行观察和分析，从功能压力分析的角度解读阐释了缠足足骨形变的成因和过程。

争论是否存在瘟疫的考古证据。杨月光认为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距今年至年）房内埋人并非源于瘟疫，而是居室葬的一种形式。

哈民忙哈遗址32号房址人像复原、三维人脸模型定点及测量、粪便微生物古DNA研究、儿童牙齿磨耗等新兴技术和方法在人骨考古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美国学者维博沃等研究显示非工业化人群微生物群落的特征与人类祖先更为相似，而工业化人群则差异明显，并且证明昆虫是古代人类饮食的一部分。华李成等简述了牙齿微痕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广泛应用的牙齿表纹理分析法——在古食性以及动物演化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应用及前景。动物考古

围绕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中国动物考古学者对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直至近代。开展新石器时代以来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包括：山东张马屯、山东西河、山东阚家寨、山东纪王崮M1（主要研究鱼）、河北南阳、河北柏人城、河北太子城、河南庙底沟、河南郝家台（主要研究骨镞）、河南八里岗、河南前高台、河南新乡汉墓、山西陶寺（主要研究竹鼠）、陕西案板、陕西弓背崖、陕西枣林河滩（主要研究骨器）、陕西唐故博陵郡夫人崔氏墓、宁夏安西王府、宁夏固原新区南塬墓地、新疆石人子沟和西沟（主要研究马）、新疆大河古城（主要研究马）、安徽渠沟、湖北大寺、江苏开庄、浙江田螺山（主要研究鸟）、浙江德寿宫（主要研究烟管螺科动物）、重庆玉溪（主要研究小型哺乳动物）、重庆大河口、贵州海龙屯（主要研究*牛和马）、澳门圣保禄学院、广东古椰（主要研究鱼）、广西舍巴等。

新疆大河古城出土马髋骨王华等对河南八里岗遗址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研究发现：家养动物包括猪和狗，以家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是获取动物资源的重要方式；墓葬和祭祀坑中随葬猪下颌骨的现象非常普遍，其年龄结构以青年以上为主、性别结构以雌性或疑似雌性个体为主（表明可能存在认为控制性别比例的行为，如阉割），随葬猪下颌骨的目的可能是象征性地为死者提供肉食。刘一婷等认为河南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等3个时期）家养动物包括猪和狗，以家猪为主的家畜饲养业是获取动物资源的主要方式，家猪是主要的肉食来源，狗主要用于警卫或狩猎，其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与庙底沟文化其他遗址是相似的。区域性动物考古研究以生业研究为重点。本年度开展研究的区域包括：中原腹地、陕西地区、北方地区、内蒙古中南部、东天山以及阿尔泰地区。胡清波和袁靖等将陕西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以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方式作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标尺之一，认为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力是全面发展，而陕西地区是不均衡发展的，生业持续发展和生业发展不均衡，是中华文明起源于河南地区而不在陕西地区的一个重要因素。

动物骨骼形态鉴定是开展动物考古研究的基础。侯彦峰和马萧林编著的《考古遗址出土贝类鉴定指南：淡水双壳类》有助于推进我国软体动物遗存的鉴定和研究工作。译著《鸟类骨骼图鉴》对于我国鸟类动物遗存的鉴定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动物驯化研究一直是动物考古研究的重点。袁靖先生系统收集和整理了中国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资料，应用系列判断标准（包括骨骼形态、病理学观察、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数量比例、考古背景、食性分析和古DNA研究等8项），确立了中国主要家养动物（包括狗、猪、绵羊、山羊、*牛、水牛、马和鸡）起源和传入的时间和地点。以狗的驯化研究为例，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芬兰学者玛丽亚·拉赫蒂宁及其团队认为只有在狩猎肉量超出人类所需的情况下，人类才可能将多余的肉投喂给狼，从而促进了人类与狼的共同生活；孙博阳翻译的《犬类和它们的化石近亲》对万年以来犬科动物演化历史做了系统推理，并就狗的驯化进程做了全景式展示；美国学者希普曼的英文著作《我们最古老的伙伴：最初的狗狗》（OurOldestCompanionsheStoryoftheFirstDogs）出版，该书对狼的进化、狗的驯化、迁徙和与人为伴的历史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回顾，认为距今3.6万年以前“狼-犬”（不同于现代狗）成为人类的伙伴，人类与其形成互利关系，人类驯化狗的时间大体在距今1.6万年以前。

《我们最古老的伙伴：最初的狗狗》肉食是动物资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要方面。饮食人类学扩展了动植物考古的研究视野，张景明等的著作《饮食人类学视域下的辽代饮食文化研究》指出饮食文化史是研究辽代物质、制度、精神和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全球化为视野，以饮食为中心的3本译著值得推介：《食物简史》《美食与文明：帝国塑造烹饪习俗的全球史》《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随葬和埋葬动物的动物考古研究热度不减。包曙光著写的《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一书以殉牲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祭牲类型和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北方地区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古代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

生物多样性和动物资源保护研究日益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