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南边疆与内地、中南半岛的商贸、文化的交流得到较快的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据研究，商周时期制造的青铜器含有云南地区出产的铜。
考古学家对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测定，发现有９１件青铜器的原料产自云南永善金沙地区。据《汉书》卷２８上《地理志第八上》，西汉时我国产锡的地点仅有３处，而且大都在云南地区。
先秦时中原造青铜器所用之锡，可能大部分来自云南地区。④东汉时除柯郡（治今贵州*平西南）未见著录外，西南夷的其他边郡均有开采金属的记载。所开采金属除铜以外，还有铁、银、金、锡、铅和白铜等。
新开的金属矿源以永昌郡（治今保山）较为重要。据《华阳国志》卷４《南中志》：“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永昌郡还出*金、光珠与铜锡。
《后汉书》卷８６《南蛮西南夷列传》称，永昌郡“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据王充《论衡》卷１９《验符》：“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纤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采得日重五铢之金。一色正*”。
从永昌郡见于记载的情形，可窥知东汉时西南夷矿冶业较为兴盛。西南夷诸郡的铜矿与银矿经开采提炼，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将成型的金属锭料运入内地供铸币之用。
据《汉书》卷２４下《食货志第四下》：“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颜师古注：“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可知朱提（治今昭通）所产银被大量用以铸币。
１９７６年，在四川西昌发现新莽时期的一处窖藏，出土铜锭４个和铸造“货泉”用的钱范５块，表明西汉末年邛都是优质铜的产地，出产的铜或供官府制造钱币。
经南方丝绸之路运入内地的金属还有银和铜。朱提（治今昭通）出产的银，邛都（在今四川西昌）所产之铜，被汉朝确定为铸币的原料，不仅是由于纯度较高，还有产量较大、质量稳定等方面的原因，汉朝对此类采矿工场进行专门管理。
朱提、堂狼（在今云南巧家以东）出产的铜器，其铭文在产地下或有“工”字，可见东汉时云南制造的青铜器，来自官府经营的“工官”作坊。瑏瑠除锭料等初级产品外，朱提（治今昭通）等地生产的铜器也不断进入内地，被称为“朱提铜器”或“堂狼铜器”瑏瑡。
对这一类铜器各地多有收藏，在著录或出土的汉代铜器中，朱提、堂狼的铜器占有较大的比例。东汉以后，朱提、堂狼的铜器较少见于记载，可能是因铜器不再流行铸著款识之故。从昭通地区晋墓出土的情形来看，朱提、堂狼铜器至晋代仍继续生产，但规模不如东汉之盛。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冶铁和制造铁器的技术从内地传入西南夷。先秦与西汉的前半期，西南夷诸族还不会冶铁，所使用的铁器来自蜀地。东汉时滇池、不韦、台登、会无等县始有产铁的记载。
但应指出，汉代西南夷使用的一部分铁器仍来自蜀地。近年贵州出土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的铁器３０８件，较出土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铁器的数量增加近两倍，这些铁器大部分来自巴蜀地区。
随着交通业的发展，内地的日常器物也不断传入西南夷。在西汉中期后西南夷的墓葬普遍出土汉式风格的各类器物，这些器物虽有一些为当地仿制，但大部分是从内地输入的，如铜镜中的草叶纹镜、昭明镜、日光镜、百乳镜，半两、五铢等。
秦汉时的货币，以及带钩、印章等类器物。除锭块等金属产品外，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出产的手工艺制品、珍宝与珍禽异兽，经南方丝绸之路不断输入内地，也是朝野人士喜爱之物。
《后汉书》卷８６《南蛮西南夷列传》说，滇池地区多出鹦鹉、孔雀，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出产兰干细布与梧桐木华布，又有光珠（宝石）、虎魄（琥珀）、水精（水晶）、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与貊兽（大熊猫），传说蜻蛉县（在今大姚、姚安一带）有金马、碧鸡，汉武帝派专使赴云南觅求未获，使者在途中写下《碧鸡颂》。
西南夷的物产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进入内地。范晔言：汉代有“沉沙栖陆玮宝”“躴蜼火毳驯禽封兽”等物堆积于内府，这些珍品异物，有不少来自西南夷。
南方丝绸之路沿途也出产一些名贵的地方产品。西南夷诸族向朝廷贡纳珍宝异物，主要是供统治者享用。而西南夷输出的各类药材，则是内地百姓可得的疗疾之物。汉代西南夷已开发出一些动植物类药材。
在南方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前，已存在自四川盆地经今云南通往缅甸、越南等地的民间小道。１９４９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滇国墓葬发现若干来自西亚或南亚的琉璃珠、蚀花石珠、有翼虎银带钩等物。
在出土“滇王之印”的滇王墓与成都先秦时的墓葬，还发现不少产自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环纹货贝。在东周中?期至西汉中期滇池周围的２６座大墓，出土海贝２６万余枚，数量超过我国其他地区出土同类海贝的总和。
在发现“滇王之印”的末代滇王墓，出土海贝三万余枚。证明运输上述物品的小道先秦时已存在。据《史记》卷１２３《大宛列传》，张骞出使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见到通过西南夷运来的蜀布与邛竹杖，推测蜀地、大夏间有行经西南夷的小道。通过先秦时期的小道，云南地区、中南半岛建立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交流，两地的青铜文化也存在联系。
通过对铜制的戈、剑、矛、靴形斧、犁、斧、鼓等器物的比较，可以看出云南的滇文化、越南的东山文化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两者地域相近，并通过水陆通道的联系所形成的。但这两支文化各有典型器物，因此是不同的青铜文化。
滇文化与泰国的班清文化也有联系，两支文化的遗址均发现作为明器的小铜鼓，滇文化中常见的鼓形座杖头铜饰，亦见于班清文化的一些遗址。在以上３种文化中滇文化发展的水平最高，周边的文化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除滇文化外，云南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与中南半岛同期文化，也存在一定的联系。红河流域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的相同点较多，澜沧江中下游文化与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较密切。
西汉在今云南地区、越南北部设郡县后，滇文化、东山文化明显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约在东汉中期，这两支文化逐渐被中原传来的汉文化取代，班清文化所受外来的影响则不甚明显。
在中南半岛有称为“掸”的古国。掸国在先秦时已存在，掸国与汉朝有多次交往。东汉时，掸国于永元九年（９７）、永宁元年（１２０）、永建六年（１３１）３次遣使至汉。掸国第二次遣使，国王雍由调派来一个“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的杂技团，其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袁宏《后汉记》卷１５《殇帝纪》，亦记载安帝时掸国进献幻人之事，并说：“自交州塞外檀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掸国的地望在今云南德宏、文山之间往南，即东汉永昌郡（治今保山）、日南郡（在今越南平治天省）的外围地带，约在今老挝、泰国、缅甸中部略为偏东的地区。
两汉开通至今越南北部的道路，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广州与广西的贵县、合浦等地的西汉后期墓，近数十年出土不少以玛瑙、鸡血石、石榴石、煤精、水晶、琥珀、玻璃等为原料制成的串珠，以及迭嵌眼圈式玻璃珠和兰色玻璃碗。
这些珠饰与工艺品的形制、材料与中国传统工艺品不同，可能是来自南亚次大陆及其以西地区。１９５７年，在合浦堂排西汉晚期的四座墓葬，出土琉璃珠１６５６粒，玛瑙珠１２枚，肉红石髓珠９９粒，还有６件琥珀和１４件水晶。据鉴定这些珍宝均来自海外地区。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内地的人口与经济文化进入交趾地区。西汉时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西北）已种植稻谷，生产的粮食能自给，还可接济合浦郡（治今广西浦北县西南）、九真郡（治今越南清化西北）。
至迟东汉时交趾郡种植双季稻，九真郡的农业进一步发展，分季节种白谷、赤谷，“所谓两熟之稻也”。史称“米不外散，恒为丰国”③。凭借发达的交通，交趾地区的社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
结语
东汉时期，内地文化在今越南北部逐渐传播，总之，汉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与运作，推动了道路沿线城镇的建设，促进了内地与西南边疆及徼外地区间的商业贸易活动，该方面的内容是把握南方丝绸之路全貌，以及中原王朝经营、开发西南边疆情形的一部分，重要意义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