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国产动画电影《姜子牙》热映，
首日票房3.42亿元.
截至10月10号19点，
累计票房已突破14亿。
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
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作为国产动漫，
这部电影的视听效果比较惊艳，
获得了大家的基本认同。
但剧情方面就褒贬不一了，
有人认为寓意深刻，
也有人认为故事很牵强处处漏洞。
众所周知，
姜子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
他别名吕牙、姜尚、吕望、姜太公……
早年穷困潦倒经历坎坷，
后来遇到周文王后，
尽心辅佐文王和武王，
成为帝师良将，
灭商兴周之后分封到富庶的齐国。
关于姜子牙的出生地，
目前尚无定论。
当网上有个奇特的观点，
认为姜子牙的岳父是山西石楼县人，
甚至后来传出姜子牙本人也是石楼人。
理由么，
是当地有多件文物可以“佐证”。
你肯定想不到，
被一些人拿出来作为证据的，
居然是山西博物院最知名的文物之一：
龙形觥
年8月，
在山西吕梁石楼县桃花庄（今桃花者村），
出土商代青铜器数十件，
其中有一件龙形觥系商代后期盛酒器，
被誉为国宝级文物。
奇的是，
这件独一无二的孤品，
被一些人演绎为是姜子牙的岳父教他做的神器，
用来作法诅咒商纣王和为民祈福。
岳父去世后，
姜子牙便将这件龙形觥给岳父陪葬。
而为什么在石楼发现呢？
因为姜子牙的妻子“桃花女”，
原籍就在石楼桃花庄。
这种说法，
就像《姜子牙》一样相当玄幻，
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根据当地传说杜撰出来的。
但这件题材独特绝世精美的文物，
为什么会出现在偏僻的石楼，
确实让人大费猜疑。
这件罕见的文物，
背后是古老而神秘的*方国。
本期，
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件龙形觥。
▲龙形觥商
山西博物院藏
壹
年出版的《文史哲》，发表了刘敦愿先生的《山西石楼出土龙纹觥的装饰艺术与族属问题》一文。他根据当时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以下看法——以龙蛇纹样为主装饰的青铜器，应是夏族余民，也就是商代山西地区的戎狄族的制作，如果更具体化一点说，很可能是*方的遗存，也就是“怀姓九宗”的遗存。
节选山西石楼出土龙纹觥的族属问题
文/刘敦愿
年8月间，山西石楼县桃花庄社员发现一座商代晚期残墓，墓室虽小，但出土的文物却十分丰富，计青铜礼器十六件，大小兵器、饰物六十二件，金片、大小玉制工具与饰物二十余件，还有大量海贝，其中以龙纹铜觥形制最为特殊，制作最为精工华美，曾被唐兰先生称誉为“稀有的宝物之一”。
这件龙纹铜觥，通高19厘米、长44厘米，整个器形做成一条船的样子：
它的前端圆锐而上翘，后端宽阔而平齐，腹部装有四个足座；前端有兽头装饰，附著于器身，器口开在器背上，器盖正中有菌状的纽，形状长方形，因此又使器身象一只浅口的鞋子，与一般铜觥将兽头装饰在器盖的前端，器身前端有流，后部有鋬的情况不同。据唐兰先生的研究，这件器物既不象一般的觥之有流可以饮酒，也不象匜之有鋬可以灌水，可能是一件盛酒的容器，盛那种和有香料的“鬯酒”的祭器。
这件器物显然模仿的是兽角，从侧面来看，尤其明显。中国古代往以“角”与从“角”的字来称呼酒器，如觵（觥）、觯、觛、觞、觚等(详《说文解字》角部)，但从一般容器来看，很难找到它们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现在有这件龙纹铜觥的出土，说明古代确曾有过以兽角做酒器的事例，因而在语言文字中有所反映，也就不感到奇怪的了。
这件铜觥造型优美，通体镂刻以龙蛇为主体的装饰纹样，线条刚劲，形象生动，组织排列也很紧凑协调，确实是件杰出的古代工艺美术品。
▲头部
铜觥的前端塑成一个“兽头”，实际是一个龙头，龙头的双目凸起，双角上指，张口露齿，形象狰狞，而龙身则基本上是平面的图案，浮雕在器盖上面，龙身左右蜿蜒，尾部卷曲，形成一条昂首游动着的大龙，龙身左右装点着七个圆涡纹样(其一在盖纽上面)，配以雷纹，富丽堂皇。这种立体形象与平面图案相结合的装饰方法，商代晚期与西周初期的铜器上常用，龙纹觥上的这种结合也运用得相当巧妙。
这条作为装饰主体的大龙的后面，是一条作侧面形态盘曲着身体的较小的龙，两条龙的尾部互相盘卷在一起，组织得很和谐。器盖的后端，三个作横S形的虺啣尾相接，排列成为一个整齐的花边。小龙与这“花边”之间的一个三角形空隙中，填充以一只鸟首的龙。
▲龙形觥局部
铜觥的左侧，与龙头相反方向刻镂着一群爬行动物：一条是鼍，即扬子鳄，形象写实，这在商周铜器上还是第一次见到描写。鼍的前方是一条举首、吐舌、扬尾的龙，在它背上空隙处，点缀以一个鱼状的动物，姑且称之为“鱼龙”；在它腹下空隙处，点缀以一条细小而向下卷尾的龙(实际上是一条腹部向上反刻的龙)。在鼍下有三条大小相次而头部带有胡须的虺，头向与鼍一致。在足座上各有“鱼龙”一对，彼此头向相对。铜觥的右侧未见拓本，估计也应该是对称的，情况可能是大体相同的吧?
这件铜觥器形模仿兽角(大约是牛角或犀角)，但又不是它简单的再现，而是经过精心设计与改造了的——俯视全器前锐后齐，大体作圭形，侧视全形如船，盖纽居中，龙头上举，而足座后移(即安置在此器的最粗厚的部分)，重心既很平稳，同时又能衬托出龙颈的向前伸引，静中有动，在处理动物形象之与实用器物互相结合方面，十分自然与协调；其上的纹样，虽然大小龙蛇水族共二十余条，左右前后，互相纠结，曲直疏密，彼此照应，与整个器形的简洁典雅，相辅相成，予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龙纹铜觥除形制特殊而外，在装饰纹样方面也有着浓厚的地方特点。
▲龙型觥纹饰拓片
这些装饰纹样的时代特点是很明确的，如：龙都是用有角的蛇来表示，以菱形图案作为鳞甲,虺类突出双目，躯体作横S形，圆涡纹、雷纹及动物身上的某些简单图案，等等，都是晚商与周初铜器常见的样式。
以石楼县出土铜器群为主的山西西部商代遗物，龙蛇纹样特别盛行，如勺、削、刀等小件器物柄部往往刻作龙蛇形象，而龙蛇纹样数量最多，种类最复杂的，自然以这件铜觥最为典型，这种情况在一般的铜器上是不见的。
这件铜器上的龙蛇纹样还有它特殊之处，如：龙身配有圆涡纹的，商周方鼎上多见，都是那种一首双身的神话动物，但此器所见则是单身的，这条龙龙身的左侧有一条两头尖细，中段粗大的带状物，不知另一个动物还是一首双身龙的另一支躯体，疑不能明，如果是后者，那也应是一种很特殊的处理方式。一般铜器上，一足的夔龙，极为常见，但此器纹样却没有。这里所见的龙蛇奇奇怪怪，如：有头部往往很复杂(角部如华冠，上嚎如象鼻，修长而上卷或下卷)，躯体有长短之别……
在器盖大龙的右侧，还有一个有须或翼的虺，形象也很奇特，可惜为锈痕所掩，形象很不清楚了。这些都是一般所不见，而为本器所特有。
这些种类繁多、形象诡异的龙蛇水族，如此集中地组合在一起，这不仅是艺术装饰方法与风格上的差异，表现出了地区性的特色，而且必然也还具有特定的宗教神话方面的含义，代表什么自然的或社会的神秘力量，如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或其他什么神祗，等等，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河中游的豫西与晋南，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及其附近的伊洛流域，与汾水下游的河曲地带，都是古代最为肥沃富饶的地区，前者地理位置重要，后者更有池盐之利，因此远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这里便最先进入了文明，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夏朝。
这里既然是夏族聚居繁衍的中心所在，夏代虽然结束了，但夏族余民还有，夏文化的影响还在，夏族既是以龙蛇作为氏族图腾，因此之故，以石楼铜器群为主的这类龙蛇崇拜以及装饰艺术风格，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这十分可能是夏族的遗物，所以才仍然保存着夏文化的某些特点。石楼出土龙纹铜觥上面的龙蛇水族的形象所以种类众多而且复杂，完全有可能表示的是同一祖先之下，繁衍成为许多的氏族或宗族。
《左传》记载中有类似的例子，昭公十七年(公元前年)，郯子追述少皞氏的“鸟名官”便是在一个鸟图腾之下，又区分成为五鸟、五鸠、五稚与九扈等二十四个氏族。图腾崇拜的起源很早，而且延续的时间很长，甚至商周时期仍有残余的痕迹可寻，不过，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图腾祟拜不可能还保持它的原始形态，随着私有制与阶级划分的出现，氏族制度也已变质，与之相适应的图腾崇拜，也在人为地加以调整变化了。少皞氏“鸟名官”是如此，南方的“三苗”“九黎”，可能也是如此，这或许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特点。
这个问题，由于夏文化还未最后肯定，可能属于夏文化的铜器与装饰艺术发现还很少，从考古学来论证彼此间的渊源关系，还是很困难的，现在为时过早，将来肯定是有希望的；但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山西地区商周与春秋时期还有夏族余民与夏文化影响，应该说没有问题，以之上推商代，应该说更是如此的了。
最重要的一条证据是春秋晚期，公元前年，召陵之会上，卫祝佗追述周初晋国初封时的情况，他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屏藩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鞏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浩》，而封于夏虚，启以夏*，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
“封于夏虚(墟)”是好理解的，指的是晋南的夏族故地，至于到了商周之际，距离夏朝的灭亡，已有五六百年，隔着整个一个商代，而周初封建时，还谆谆告诫要“启以夏*”，这不是非常明白地在说，这一带夏族余民还多，夏代的遗风还盛，新来的受封者应该从实际出发，顺应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吗？
至于“启以夏*”，还要“疆以戎索”问题，两者似乎矛盾。因为在中国古代，常常“华夏”与“戎狄”并称，用以区别“中国”(中原)与“四夷”(当时的边远地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实际上，这里说的夏，就是指的具体的夏代或夏族。“启以夏*”，就是启以古*，奴隶社会初期，包含有浓厚原始残余的办法。
山西自古是戎狄族聚居的地区，直到春秋时期，这里还是种姓繁多，不相统属，晋国人自己也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拜戎不暇”(《左传》昭公十五年籍跞语)。
古代所谓戎狄，情况是复杂的：他们有的确与中原旧族可能在种族、语言、文化等方面都有区别，如“长狄”可能指体质特别高大的某个种族，自瓜州(敦煌)迁居晋南的姜氏戎，自己明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之类；有的则彼此有着血缘的关系，例如周族，其实原来也是戎狄，如“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城郭室屋”等等(《史记.周本纪》)。
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妻子大戎胡姬与骊姬都是姬姓，大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的杜注，认为是“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并没有太大的“华夷之辨”，不过只是他们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一些而已；自然其中也包括这种情况，原是夏商的旧族，被后起的征服者所驱逐，被迫放弃了原沃肥美之地，退居到贫瘠寒苦的山区，限制了他们后来的社会发展，于是被“夷狄遇之”了。这种种情况，在古代山西地区应该是都有存在的，因此，夏之余民与戎狄杂处，所以才有“启以夏*”，而又须“疆以戎索”的规定。
与此相似的是分康叔“殷民七族”，因为“封于殷虚”，所以才“皆启以商*，疆以周索”。疆指“疆理土地”，“索，法也”，(定公四年《左传》杜注)，“疆以戎索”，就是依戎狄的习惯来疆理土地。所以需要如此，那就因为戎狄的社会经济落后，氏族血缘关系较重，生活有相对的流动性，土地广大没有私有化，也没有明确的疆界——这在《左传》里也是屡有记载的，所谓“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也”(杜注，“荐，聚也；易犹轻也”，(襄公四年)，又说，“狄之广漠，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庄公二十七年)，土地用钱财买卖与武力侵夺都是可以的，因此就不能与商周先进民族，用同一的方法来进行治理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这类以龙蛇纹样为主体装饰的铜器，应是夏族余民，也就是商代山西地区的戎狄族的制作，如果更具体化一点说，很可能是*方的遗存，也就是上述商周之际的“怀姓九宗”的遗存。
▲山西商代方国分布图
*方是山西地区的古老居民，历史很悠久。夏代与商代早期情况不详，《世本》云，“陆终氏娶于*方氏妹，曰女嬇”(《史记·楚世家》)，暗示它起源的古老；武丁时期最为强大，《易.既济.九三》有“高宗伐*方，三年克之”，《未济·九四》“震用伐*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战争历时三年，并有周人的配合，这才把它征服。其后，*方叛服不常，《古本竹书纪年》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戎，俘其二十翟(狄)王”。这个*戎就是*方。
*方在商周之际还是很强大的，那就是“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的怀姓，唐叔虞始封时，特别强调出它的存在。春秋初叶势力还很强大，参与过晋国的*局的斗争，《左传》隐公六年(公元前年)记“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杜注，“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五正，五官之长；九宗，一姓为九族也。”这是对的。这个怀姓也就是后来的隗姓，《国语·郑语》所说，“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扬、魏、芮”的隗。褱与*，同在古音十五部，王国维《*方考》认为怀姓即媿姓，也就是隗姓。槐与櫰、瑰与瓌、餽与馈，古可通用，所以上引有关文献所提到的都是*姓。……山西地区商代便方国众多，后来更是戎狄聚居，然而象*方这样强大而传统未曾中断的，还很少见。这样的方国留下富于地区性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铜器，应该说是有可能的。
*方所在的地区，据陈梦家先生的考证，认为应在晋南，今山西芮城与陕西韩城陕晋交界处，至于太行山东侧的*侯城(《括地志》)，《山海经·海内北经》“在贰负之尸北”的*国，可能是西周以后隗姓赤狄所曾居处，春秋赤狄屡次侵犯*河以东姬姓诸侯，几乎颠覆了华夏。
时代过于古远，而且文献不足，确切指出商代*方所在区域大约是很困难的了，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虽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四面都有戎狄，而春秋初叶，晋国却特别重视防范位于它的西方的戎狄。
晋献公时，骊姬之乱，曾“使大子(申生)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虽是内乱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反映的历史情况则是真实的，所谓“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旌君伐”，并且进一步开拓晋国的疆土。杜注：“蒲，今平阳蒲子县，二屈，今平阳北屈县，或云二当为北”，西晋时期的平阳郡，治今临汾，蒲子在今隰县，北屈在今吉县，两地相邻，但都在今石楼县之南，可见当时石楼正在晋国疆域之外，显然是狄族聚居的中心区域所在，这里恰恰出土了具有地区与民族特点的商代铜器群，这件事情似乎不是偶然的。
尽管“戎狄荐居，贵货易土”，然而仍有都邑村落，过去把戎狄都看作是游牧民族，是错误的，如《史记·五帝本纪》《索隐》所谓“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把*方看作是匈奴的先祖，并没有根据。
结合以上所作的种种论述，我很怀疑石楼一带可能是*方的主要分布区域，也在晋陕之交，不过位置比较靠北罢了。
▲龙形觥线描图
如果这里所做的推测近于事实的话，可以进而论证*方之所以成商族的劲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的原因：
一方面，由于他们是夏族遗民中最强大的一支，而且“表里山河”，地处险要，可能是夏亡之后，仍然保持相当实力的一支，世与商族为敌，反抗剧烈；
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已有相当的水平，农业比较粗放而外，“国险而多马”，畜牧业可能相当发达，并有自己的青铜冶铸业的存在，迫使它屈服是相当不容易的，否则它也不可能抵抗武丁的征伐三年之久，山西石楼县发现的商代铜器群也许正可作为证明。
总上所言，石楼县铜器群的发现，为山西地区古代历史与民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趣味的问题，值得引起大家的重视。山西古代民族众多，当然不限*方一族，但“怀姓九宗”既在周初分封时，受到如此的重视，这是不能不加考虑的。
▲龙形觥
贰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曹大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青铜器产地与风格分析——来自*土丘陵的三个案例》，其中的一个案例即为石楼桃花者的龙形觥。通过将龙形觥与安阳殷墟的铜器及骨雕纹饰对比，他认为这件长期被认为是地方产品的觥其实产自安阳的作坊。它在器形、装饰方案、具体纹样几个层面，都表现出安阳象牙、骨雕和青铜器的特征。
节选石楼桃花者的龙形觥
文/曹大志
石楼桃花者墓葬还出土了一件一般称为觥的角形铜器，它设计精美、独一无二，常被作为当地青铜文明高度成就的代表。但这个看法却是有问题的。
这件容器包括器身和器盖两部分。器身前半微扬，首端铸成立体的龙头。龙头有瓶状双角，上下牙齿之间留锯齿状开口，可能是为了倾倒液体。器身两侧有四个系，后半的下面有矮圈足。尾端缩进数厘米，铸出半圆形隔板封闭。
器身侧面装饰阴线刻画的龙和鳄鱼，为主体纹样。两者前后相随，但看上去处于静止状态，没有发生互动。主体纹样上下的空间用鸟、龙、鱼三种较小的动物填充，其中鸟纹和龙纹是上下颠倒的。器腹下面、立体龙头的正下方，并列着两排蛇纹，每排三条，身体弯折。圈足上则装饰对称的长吻鱼纹。
▲１、桃花者龙形觥２、器盖
３、器身侧面的大龙纹４、器尾隔板
５、器身侧面颠倒的龙纹和鸟纹
6、腹下前端的蛇纹
器盖是一块有弧度、长梯形的铜板，外表有突出的捉手，内壁尾端铸一道隔板，与器身内的隔板相对。器盖表面的装饰很复杂：浅浮雕的龙身蜿蜒着贯穿几乎整个器盖，是主体纹饰；龙身前端与器身上的立体龙头相连，尾端盘卷，勾连着另一条较小龙纹的尾巴，两条龙由此构成一个连续螺旋。小龙纹背上的空白由一只长尾的鸟填补。大龙纹的侧面还有两条相对的龙纹，它们大张着口，好像要把中间的捉手吞下去。捉手正下方刻画了一张龙蛇的脸，从斜上方的位置看下去，当这张龙蛇脸和两条龙的身体都可见时，我们能看到一个一首双身的龙纹。大龙纹和双身龙纹身体蜿蜒留下的空白由5组圆涡加三角形组成的图案填满。最后，器盖尾部并列排着3条弯折的蛇纹。
自发现以来，这件觥已被广泛认为是地方产品，但除了它的独特和出土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曾被提及。在以往研究中，每当一件铜器找不到非常相似的可比器物，“地方产品”的结论就会轻易得出，器物的风格并不会被考虑，这件觥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的风格清楚地表明其铸造地是安阳或者洹北的作坊。
第一，这件觥上使用的一系列设计都反复出现在安阳的觥和其他铜器上。这些设计包括：
1、在器盖上设置一条浮雕的大龙和一条辅助的小龙，并让他们的尾部纠缠盘绕。这种设计可见于几件安阳较早的觥，两条龙的尾巴有时盘绕、有时并行。安阳较晚的觥尾端会被一个站立的鸮占据，这种统一的设计取代了早期纠缠的两条龙。
2、在主要动物纹的旁边添加小的动物纹，经常是鱼、鸟、蛇、龙——每当安阳的设计者要处理一件不规则形状的器物时，由于不规则的器形不适合容纳长方形的兽面或龙纹单元，他们就会采用这种办法。铜器中最常用这种装饰方案的是觥和盘，因为这两类铜器上的不规则空间最多。此外这个办法也见于象牙器和骨雕。
3、用圆涡纹填补扭动的龙身两侧的三角形空白，这种做法在安阳铜器上很常见。
4、一首双身的龙纹设计，在殷墟二期铜器上已能看到，殷墟晚期则非常流行。
第二，觥上的每一种纹样都与安阳所见的纹样深具可比性，有些是标准的安阳纹样，有些虽不常见，但仍可看到非常相似的，还有些是为了特定的空间对标准纹样做出了改变。
▲龙形觥纹饰设计与殷墟铜器的比较
1－3、觥盖上纠缠的大小龙纹
（2传出安阳，3妇好墓出土）
4－5、圆涡纹填补龙身两侧的空白（5妇好墓）
6－8、一首双身的龙纹
（6－7苗圃北地Ｍ出土）
9－10、不规则空间填补小动物
（９传出安阳，弗利尔美术馆藏）
标准的安阳纹样包括器盖上的大龙、与之缠绕的小龙、对称的双龙、三条弯折身体的蛇；还包括器身侧面的大龙和伴随它的鱼、鸟、小龙。
不太常见但能找到非常相似例子的有器腹下的6条蛇和器身侧面的鳄鱼。器腹下的蛇和器盖上的蛇主体部分一样，特别之处是口前展开的像胡须似的线条，而这种“胡须”在安阳的龙纹盘上是龙口前的―个常见图案。鳄鱼纹在安阳虽然很罕见，但在西北岗M大墓出土的一件象牙器残件上有非常相似的纹样。
为了特定空间做出改变的纹样包括器盖上的长尾鸟纹和圈足上的长吻鱼纹。关于鸟纹，西北岗M号大墓出土的牛方鼎上有相似的长尾鸟。在石楼觥和牛方鼎上，鸟纹的尾巴弯曲或拉长都适应了周围纹饰留下的空间。关于鱼纹，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与器身上的鱼纹本是一类，上吻被拉长是为了填补圈足缺口上方的空白。安阳方彝的圈足有类似的弓形缺口，缺口两侧的纹样也经常被拉长吻部，与此异曲同工。相似的纹样还可以比较牛方鼎口沿下的长吻龙纹。
▲龙形觥上具体纹样与殷墟铜器、骨雕纹样的比较
1－3、长尾鸟纹比较（2妇好墓3西北岗Ｍ）
4－5、鸟纹比较（妇好墓）
6－8、长吻鱼纹比较（西北岗Ｍ）
9－10、小龙纹比较（妇好墓）
11－12、大龙纹比较（西北岗Ｍ）
13－14、鳄鱼纹比较（西北岗Ｍ）
15－16、龙蛇纹比较（保利博物馆藏）
第三，这件觥与主要见于安阳王室墓葬的象牙器和骨雕有一些联系，可以解释它的很多特别之处。例如，觥的器形很可能是在模仿象牙器，一段原始象牙的形状被最大程度地保留，只添加了一对龙角、捉手和圈足（殷墟曾经出土满饰花纹的象牙）；觥的尾部铸出一块挡板来封闭，也是模仿了象牙器工匠给器物封底的方式（例如妇好的象牙杯，需要一块单独的底板）。如果按照铸铜工匠的习惯，器物尾端完全不需要缩进数厘米，而会和侧壁一气呵成（注意尾端并非圈足）。
使观察者觉得陌生的视觉效果一部分是由那些下凹的纹样造成的，如器身上小的龙、蛇、圈足上的长吻鱼。这个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本体或浮雕、或与器表齐平，很少见比器表下凹（与描绘纹饰的阴线不同），有些研究者可能因此产生“地方风格”的看法，但这种技巧其实在象牙器和骨雕上司空见惯。由于象牙和骨的材质很坚硬，直接雕刻下凹的纹饰比减地反衬凸起的纹饰要容易，所以比较常用这种技法（因此象牙和骨雕上很少有浮雕纹饰）。既然这件觥的设计者仿照了一件象牙容器的器形，可以设想他很可能也会仿照象牙器的纹饰。器身上的大龙纹、蛇纹，以及非常少见的鳄鱼纹，都可以在象牙或骨雕上看到十分相似的，可以佐证这件觥和象牙、骨雕有密切联系。
最后，这件角形容器可以视为启发觥这种器形的源头之一。这件容器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把流口设计成立体动物首的铜器，之后不久安阳的觥开始流行。要设计出安阳的觥，工匠只需对角形容器做出如下改动：
1、把器物腹部做得更深，增加容积；
2、把立体的动物头全部移至器盖上，器身前端做成流。
不难想象，后来觥的设计者曾经参考过这种角形容器。在这个意义上，称这件器物为“觥”是合适的（虽然必须注意“觥”只是一个传统的青铜器命名）。
▲龙形觥与殷墟象牙器和骨雕的比较
1－2、殷墟出土象牙器（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和龙形觥器形的比较
3－4、殷墟骨雕上鸟纹（西北岗Ｍ）
与龙形觥小龙纹的比较
（注意小龙纹身体内罕见的波浪形鳞片，
与骨雕上鱼虫身体内的波浪形鳞片如出一辙）
5－6、殷墟象牙豆（西北岗Ｍ）
与龙形觥上下凹的纹饰
7－8、骨雕（西北岗Ｍ）
和龙形觥上弯折身体的蛇纹
（注意弯折的方式和身体上鳞片等细节）
总之，这件长期被认为是地方产品的觥其实产自安阳的作坊。它在器形、装饰方案、具体纹样几个层面都表现出安阳象牙、骨雕和青铜器的特征。
这件觥尽管在设计上极具巧思（例如，觥上一共展现了12种各式各样的动物纹），但它在铸造环节出现了问题：器物尾端大约六分之一的部分在浇铸时没有浇足，工匠只得通过补铸来完成器形；奇怪的是这部分竟然用了4次补铸才最终完成，最大的第一次补铸横穿整个器身，虽然技巧高超，但衔接的痕迹在纹饰上仍清晰可见。侧面龙身的前六分之五用了菱格纹，补铸的六分之一却用了鳞纹。对于如此精彩的作品来说，这个缺陷无疑是让人非常遗憾的。这件器物的资助者一定不能十分满意，或许会重新要求一件更完美的。如果没有缺陷，这样水准的青铜器大概会随葬在王室级别的墓葬里，它最终被出口到了*土丘陵，十分耐人寻味。
文｜刘敦愿曹大志
谨致谢忱
《姜子牙》海报图｜电影网
其它图｜山西博物院曹大志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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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往期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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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人守囿：燕子奴隶｜寂静鸣条岗：驯龙者宿命
唐晋｜徐青藤｜箭响马到陆浑戎｜凤凰陨落顾炎武
山西浑源彝器往事｜五台山金淳化元宝与大宋秘密
错金鸟篆铜戈.妖姬传奇｜嵌玉琉璃带钩.魏文侯之叹
粟特人.葡萄酒｜锦囊.波斯银币｜大月氏人.造玻璃术
少林.资寿罗汉｜契丹秘藏.应县木塔｜巨碑沉陷.武则天
山西青铜名剑之一：干将今安在，少虡何煌煌
山西青铜名剑之二：晋吴铸铜兵，火焰生冷霜
山西青铜名剑之三：季子挂剑处，王侯尽北望
最后的戎狄：崛起清水河的战国第八雄成失落王国
最后的戎狄：太行铁血孤狼中山国的征服与被征服
最后的戎狄：一脚踏出的大墓宝库和中山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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