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认为，《山海经》是一本“志怪”奇书，出自“巫根”。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山海经》由《五臧山经》加《海经》和《荒经》组成，简称《山经》。但它成书于何时，由何人所为，所为何用，世人多有争执且无定论，为何？
上海有个类似北方话“聊天、唠嗑”的专用词叫“嘎讪胡”。在上海方言中“嘎”与“讲”同义，“讪”与“山”、“胡”与“河”同音。“嘎讪胡”是指“讲山河”，也有一说，是指“讲”胡氏所注《山海经》。那么“嘎讪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密码呢？
《山海经》文字不多但版本繁多，后人研究中有很多悬念无解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本荒诞无稽的书，而史学界的观点大都与鲁迅一致。
但如果把《山海经》，放到中国社会演化漫长的历史效用与逻辑关系中去看，其文化的“真容”就显现了。
施云江“多重证据法”研究显示：
《山海经》“嘎讪胡”与“偒傣”商人在史前商贸路上所见所闻有关。（注，女偃造“偒”字，偒傣人是指奉贤沙冈地区赶海的人，用以区别种稻的侗傣人和北方的人。）
《山经》中偒傣人形成了人类语言最多元音的“偒傣话”，与商贸用语形成了神奇的共存关系。
《山经》发端与大禹主*后在涂山会盟百官时定制在“九鼎”上标有九州的山川图有关。
《山经》主体的《五臧山经》所涉区域与大禹《禹贡》的“五服”区域形成一个对应关系。
《山经》与帝舜时期纳言官典龙在沙冈用“海贝为币”，即人类最早货币起源紧密相关。
《山经》显示的社会需求与典龙贸易行为中长期采集编制九州山川地形图和物产的记录有关。
《山经》与大禹针对社会大融合采取的“贸易立国”*商分离的双重治理策略有关。
《山经》与被后人称之为天皇氏古越王的典龙女偃夫妇作金融·易《归藏》有关。
《山经》与女偃探寻以人为本，从海“贝”为币的引导中，实现“象形+会意”的拼接造字有关。
《五臧山经》“南东中”三臧路径形成的闭环，及其中揭示出的“会稽山”和“奉贤”有关。
《山经》闭环向西的指向，显示出大禹九州纳贡绥服“一线牵”与贸易梁州“挑大梁”的主导关系。
《山经》闭环向北的互动，显示了对华夏部落联盟起源地众多“侯爷”的服务指向。
《山海经》由“五臧+海经+大荒”组成，揭示了中国一代代知识精英社会实践理性升华的轨迹。
《山经》作为史前巫师文体，与后来文言体转换及白话文的形成，显示了中国文体的传承变化。
《山经》对太湖地区人文痕迹展示的“灯下黑”，实际上由女偃造字、当地物产规模和地缘经济崛起作出了回应。
会稽山是山名，是“会计算账”与“稽核”的合称，有标识贸易与货币“记账+审核”中心之地之意。
《山海经》的“经”，不是经文、经典的“经”，而是古人长期从事经贸关系的实践活动，指的是经历，是经过的“经”。
《山经》的山，是古人标识地理位置的坐标。
《五臧山经》的“臧”是经贸利润储藏的“藏”，“臧”通“藏”，这里应指“五服”区域内利润当归熟地的“藏”，当归与藏，都有金融的味道在里面。
《海经》中的海是湖，甲骨文没有海字，只有洋字。所以《海经》是后人“海淘”历史的意思。
而《荒经》的荒，应该是指在平原荒地上对历史故事大量补漏“拾荒”，即拾遗的意思。
因此，《山海经》不是什么荒诞无稽的“志怪”书，而是一本“偒傣商队”的导贸图，是一部供君王和税吏参考纳贡的物产清单说明书，也是一部中国最早的百科全书。既然是百科全书，那就是“志真、志实”的书。
如果把英国学者汤因比《历史研究》发现的中国文化中的“世界精神”拿过来作对照，我们会发现，这正是发端于大禹主管九州，用傣人“贸易+货币”引导社会向“合”的历史精神缩影，这才是《山海经》中“讲山河”的上海“合作精神”，也就是“世界精神”的本质所在。
《山海经》是如何形成的
《山海经》发端于大禹时期，显世于孔子时代，前后相差有多年。《山海经》的社会背景，是源于年前中国北方社会由帝尧发起的，一次针对九夷崛起，华夏部落联盟地缘经济失衡的大变革。《禹贡》作为人类最早税法，正是这次变革成功的时代标志。
年前，良渚文明神奇消亡。而同时代还有上埃及、两河、印度文明在下埃及冥王发起“阿蒙”教统治和财富掠夺的“大洪水”冲击下，纷纷上了四处逃亡的“挪亚方舟”。而良渚向北逃难的族群在江淮地区形成了农耕种稻的九夷新区。此时中国迎来了大禹治水。
帝尧的改革，对外“以亲九族、协和万邦”，对内“招贤纳士”寻找改革方向，最后出现了大禹治水、舜龙种稻。而“尧舜禹王权禅让”被孔子称为“天下为公”。
中国史前经过伏羲女娲及炎*融合后，又有了帝舜融合九夷和大禹统一九州。大禹主*中原，针对舜龙种稻社会财富大增的现实，用“贸易+货币”及“*商分离”的双重治理国策，使中国进入了中原先进农贸引导、九州响应的“夏商周”时代。
大禹在“涂山”会盟百官，中科院王吉怀先生的考古研究显示，会盟地点其实并不在“涂山”，而是在以涂山为标识，向西南数十公里跨过“天河”的禹会村。这正如《史记·尧典》所载，帝尧时已有“四岳十二牧”，即，四个山岳间农耕王和北方十二个牧王。
《山经》发端似乎与大禹涂山会盟制“九鼎”有关，但这是早于大禹南下“通道之战”的。即便“九鼎”上标识了九州也可能是没有“荆州”的。另外，《禹贡》虽显示大禹“奠名山大川”。但大禹治水仅限于豫州，即《山海经·中山经》地区的，而后来九州及对外贸易范围是远大于“治水”范围。那《山海经》中更多更细的叙述是怎么来的呢？
显然，这里有以典龙为代表的偒傣商队的重要贡献。
大禹南下后在会稽山讨论制订九州纳“税”的《禹贡》，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禹贡》及相关史料显示，大禹在会稽山根据各地物产条件的不同，与百官充分讨论了三天，最后在老祖宗发祥地“冀、兖、青州”设侯服，在新服之地+货币控制区“徐、扬州”设要服，战胜三苗后的“荆州”设蛮服，而对外开放北线河西走廊和商贸组织一线牵的“雍、梁州”设绥服，并在“三危”地区建贸易特区。在九州行*中心“豫州”，“阳城”向外，以稻米为基准物，每百里设一纳贡法，由五法形成甸服，采用货币“5个一串，10个一朋”的赶集贸易形式，架构财*与贸易体系。在“五服”关系下共设立了差异化纳贡“十四法”。可见，《禹贡》是一个与九州各地酋长们多方协商讨论的成果。夏王朝更像是一个由中心王朝主导，九州“贸易”合作的加盟共和国。
而帝舜时期的纳言官、帝尧二女婿典龙则出任会稽郡侯主撑“要服”的沙冈“货币”供应及“海产品”贸易。典龙根据大禹“贸易立国”的要求，在上海沙冈开始了大规模采集海贝为币的行动。女偃则在先人“连山洛书河图”三《易》基础上，创作了代表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金融·易《归藏》，以指导九州的纳贡与贸易。
大禹为什么坚持“贸易立国”？当时的情况是，除豫州种稻出现大量“自由民”外，其余各州都处于相对封闭的酋长型社会状态。为了让九州酋长部落向先进的中原豫州自由农耕区学习，大禹采用“贸易+货币”的经济手段与废除禅让制的*治手段，建立“新*”并将社会导入天下“大合”演化的轨道，由此促进了各地产品的交流，提高了经济的发展效率，推进了社会的融合进程。
施云江、范娜作《奉贤与货币起源》一书研究显示，年前，大禹南下，遣勇将颛雪率兵丁三千，募工二万，在上海沙冈最南端浮山岛建宁海城（详见上海地方志《金山卫春秋》）。之后，沿上海沙冈中心的胡桥、庄行、邬桥一线发起了大规模采集海贝为币的行动（详见奉贤区地方乡镇志）。在春秋末期，留下了被孔子称为“围堰竭泽”捕鱼法的“历史表述”。而沙冈北端则留下了贸易出发地的马桥文化和西侧农耕区的广富林文化。正是这个偒傣人的捕鱼法和广富林的农耕技术，支撑了沙冈二万多人的长期生存。
与北方“农耕和畜牧业”经济结构不同，江南太湖地区“农产品+海产品”的产业经济结构，对九州周边地区形成了巨大的贸易优势。
《山经》的形成，事实上是源于《禹贡》对九州财富当归熟地的召唤。典龙率众开展贸易形成的九州“山间导贸图+各地物产清单”记录本是《山经》最早图本。之后，由女偃根据典龙图本编制而成史前“图本加注”的巫师文体《五臧山经》，又称巫本。
关于会稽郡（越国）所存巫本的北上，从显示时间看似乎是春秋末期。这个关联可以追索到孔子弟子子贡因贸易来沙冈，并随访了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当然，子贡也可能是因孔子吩咐“遣吴救鲁助越”而来（详见《史记·端木赐传》）。可能情况是，子贡从勾践处或从绍兴获得了《山经》巫本。
但子贡获得《山经》或许也无法读懂这个史前巫本，于是由孔子解释，加上子贡贸易经历中采集的大量故事，从而完成了由女偃巫本向孔子文言文本的转换，并在《山经》后又添加了《海经》。这样，后人看到《山经》的复杂性中，既有巫本痕迹，又有孔子思想倾向和孔子弟子的添加，让《山经》带有强烈的历史与时代文化风貌。
《山经》最早反映的是上海沙冈贸易先人的生存境况，太湖地区的绍兴*酒、奉贤土烧酒、梁湖年糕、沙冈鱼油、鱼干、海盐、宁波腌品等海产品成为《山经》路上的重要商品。在这个持续的贸易关系中最后形成了一个以贸易效用为特征的群体“偒傣商队”，留下了应对八方的人类最多元音的“偒傣商话”。
研究显示，《山经》是以大禹统一九州为背景，叙述内容存在极大扩展性，文本结构工整，条理关系清晰，尽力尊重本源现实的贸易关系的写实之作。全书到文言体时还传有几十幅图画。其中，主体《五臧山经》有个字，之后加入《海经》八篇和《荒经》五篇，共个字。
所以，《山海经》可以分为两部分。史前篇，也是源起部分《五臧山经》的巫本对应《禹贡》“五服”关系。作者可以算作是三个人，一是大禹，将治水所涉山川万物收于涂山会盟的“九鼎”上作图传承。二是从奉贤沙冈发端，主导九州贸易关系并用“海贝为币+海产品”来行销九州的会稽侯典龙负责素材采集提供形成图本。三是最早成文的《山经》巫本，编撰人是贞人女偃。
之后是由子贡贸易采风添加史料，交由孔子“学院”统稿、子游编辑形成文言体，并添加了文言体《海经》，其后，可能在楚灭越后又成一稿，加入了《大荒经》。从屈原《诗经》故事很多来自壁画《大荒》推测，楚国时期的偒傣商队可能提供了新鲜采风并掺入了屈原等人的增补。屈原《九歌·湘夫人》涉及“紫贝”等明显有此痕迹。最后，布局工整、叙事追本溯源，文体不断升级，内容涉及史前九州，历时多年，中国古代的一部奇书《山海经》在春秋末期问世了。
《山海经》由古代知识精英联袂而作
《易》又称《易经》，是中国古代叙述社会生产关系的图文演化本，也是中国不同时期社会“道德规范和立法原则”的出发点。《易经》在女偃《归藏·易》之前只有图本，到孔子作《易传》后，被称为“群经之首”。
人类四大古文明有三个半中断了，而中国北方族群因其沿唯物理性指引并延伸出了“易道理性、象形文字和唯物信仰”三大特色文化而让中华文明得以持续。
易道，即《易经》演化升级之道，是指中国人类沿“天人合一”规律引导，持续寻求社会发展效率，实现生存优化的理性探索之道。
除“文字和信仰”外，中国文化中最神奇的要数西北羌藏系人放弃迁徙，进入“地缘经济”的创新。年前吴国徐整将上古故事编辑为《三五历记》。除三皇五帝外，之上还有一个更远更神奇的开辟“父系”天地的盘古。后人将围猎总结为《连山·易》。虽然，今天只留下一张在阳光下让族人开展围猎的形态图，表述也只是用“I+I+…”连加形成的一个圈而已，并将“I”理解为是由单爻（个体族人）组成的一个生产合作社会。但它揭示的却是中国北方羌人在上古时期的生存创新。
研究显示，至今约1.2万年前的盘古时代，围猎式生产关系产生了伏羲畜牧业的《洛书·易》。而另一支从农耕关系中崛起的女娲部落拥有天文、历算和医术的巫文化，形成了《河图·易》。伏羲女娲融合产生了复爻“爻”。这上古三《易》在引导中国族群生存关系中形成了坚固的唯物理性。
年前，中国北方在社会演化中已明确意识到了族群融合的好处。于是，创新了很多类似的制度来引导社会向“合”，并以此作为“文明与野蛮”的斗争工具。但大禹统一九州后，单一生产关系总结的《易》已不能匹配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需求了。
由典龙女偃夫妇担纲“要服”的会稽郡，在“货币+贸易”的关系中发现了金融的价值。
贞人女偃从其巫师“中医”治病的生物体关系中理解到社会演化系统的特征。她将中医五行脉络之气转化到对九州纳贡为“本”、贸易为“血”、金融为“气”的社会关联体上来理解。她以“五服”百业收获纳贡为引导，编制了以“贸易”得利当归“熟地”的金融·易《归藏》。
中国六部《易经》中的前三部只有图本而没有文字本。中国的甲骨文并不是在年前突然形成的，而甲片也不是史前中国人类使用文字载体的唯一形式，只是甲片抗住了岁月的溶蚀一直保存到了今天。甲片上的字，也不是中国史前造字的唯一形式。从甲骨文有个“福”字来看，很有可能寓示了个造字部落被融合了。
造字逻辑显示，文字是有用才造的。而九州统一时正是中国族群大融合之际，是大需之时，显然也是造字大起之时。中国史前族群不同文字，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才归一。也就是说在秦始皇之前，中国是一个*商联动的联邦制国家，文字也是多元的。
从史前吴越商贸出发地历史看，偒傣文字当时应用的范围应该是很大的。因为社会民间联通是以贸易关系为主的。从海贝为“币”历史关系看，海贝之后有石、玉、骨、铜、铁等各种材质为“帀”一直沿用了多年，也是秦始皇用刀币“一刀”斩断了与贝币的关系。而文字书写用材也是从土、陶、皮、石、骨、竹、布、铜、纸等择优择便进化的。
《山经》巫本以物产图引为主，以偒傣文字或是以贯通南北的巫师女偃体文字为辅。女偃在为丈夫经历所画的图本作注时，也有可能因南北文化差异而存在某些表达不准或误解。所以，后人在转译时有些文字和图画可能无法解读而加以夸张扭曲，而被误认为是“志怪”类的书了。
中国人类造字最大的有用场景就是族群融合。研究显示，年前夏商时代中并无大规模族群融合的痕迹。而之前族群大融合的时代是在大禹统一九州时或更早。
最早三《易》图本时代，虽有个别字符如“巫”、“乂”等出现。但到仓颉时也只造了28个字，并只是表形的字符，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文字。
年前，中国最早人口关系融合、集中度最高、交叉时间最长，经贸关系最复杂的地区正是由会稽郡侯典龙领导下的上海沙冈产业基地。这一经贸现象到春秋末留下了除中原以外边缘地区最发达的“吴越”身影。
中国华夏文明书面文化传承体是由最早朴素的象形画到巫师抽象化的字符，并连贯起来，成为表意文体，即亦图亦字的巫师文体。
之后，在百家争鸣前后，才有了文字与文字连续的叙述体，即文言体。因此，所谓文言就是“字与字”的连续表达。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都是图文与少数文字的表达。虽然甲骨文有近个字符。但因造字部落众多，方法各异，与今天连接的只有多个字。而秦以后的造字是朝着一个文化体堆积，才有了今天将近10万汉字。可见甲骨文基本是北方巫师用字。其实，代表南方巫师的贞人女偃，以“贝”为拼接的“象形+会意”关系造字，将北方“以天为本”单一产业转向“以人为本”的金融关系，开启了代表中国最早合作精神的“贸易+货币”的关系造字。
《山海经》不是民间作品。它代表了当时知识界最高水平。但巫本与文言体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体。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个难懂的史前文体是如何被引入到后来的文言体呢？
一个比较符合逻辑的推断是，圣人孔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子无疑是当时知识界的翘楚，且徒子徒孙甚多，弟子的庞大阵容中就涌现了“72贤+10哲”的知识精英群体。春秋末，孔子作《十翼·易传》采用就是巫师图文的方法，而“文言”正是来源于巫师看图题字方法的创新，这是由孔子等知识分子加工、提炼、改造，用于普及大众的文字体。说白了，到了孔子时代，“文言”是相当于经过孔子等知识精英改造过的，目的是普及文化、提升教育效率，叙述上古时代事迹的白话文。
从《五臧山经》文尾标注全文字数的严谨关系看，这也不是典龙女偃等原创者所为，而计数却不留名、只留下逻辑关系的手法，显示《山经》的文言体作者应是孔子和子贡，或许还有他人，但主要以孔门弟子为主。
由此，《五臧山经》经大禹、典龙、女偃、孔子、子贡、屈原等知识精英的不断合力奉献，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山海经》。当然，鲁迅说它是“巫根”，是因他用了五四时期白话文时代的眼光，其实“巫根”并不是史前文体的某一分支，而是华夏文明中史前文化的本原体。
由此来看，《山海经》是从巫学文体改造而来的，与年前春秋末的社会现实是紧密相关。《山经》中铜、铁元素的广泛性存在也揭示出这是春秋末期时代的产物。
《山经》、《禹贡》和《归藏》三者联系紧密，但并不重合。《禹贡》是以九州候、绥、甸、要、蛮服五大纳贡区让天下之税（贡）当归于熟地之意。《五臧山经》显示五山“贸易之经”与《禹贡》纳贡之“五服”的范围基本相同。而“五臧”与“五服”在功用上有很大区别。“五臧”是在“五服”纳贡区域范围内的贸易行为。而《五臧》的山经走向关系，显示出闭环终点在会稽山、沙冈方向。这与《山经》作者的位置形成了指向关系。与《五服》纳贡由行*中心向外“百里”延伸关系是不同的。
在年前的贸易路上，江苏昆山出现的“戊且右衣”（李辉教授解读为越祖佑裔，意思是请会稽郡的越地祖先保佑贸易顺利）陶罐与“三危”地区出土的齐家文化的臧（藏）“贝币”的陶罐功能极为相似。女偃夫妇作《归藏·易》，是什么要归藏？是五服之地纳贡的钱财要归藏。那归于何地呢？当归于“熟地”。当归是指应纳之贡，熟地是指大家知道的地方（州府等）。后来，女偃用的两味中药名就叫“熟地、当归”。今天中医还在用。
最早《山海经》在中原也可能因夏文化*治迭代关系，被商汤用“革命”的手段像倒洗脚水一样把孩子也倒掉了，但越国师爷或王爷勾践却把它留下了。很有可能，子贡在奉贤沙冈做生意时无意中获得了它，并在强大的孔子“学院”支持下修订并出版了。
《山海经》研究一直处在云里雾里的原因，显然与史学界对史前史“疑古”而没有让中国通史贯通有关。这也导致很多研究者不能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上古主流文化是源于唯物的天人合一主脉引导下的将天文、历算、医术集于一体的巫根文化。
偒傣商人嘎的“讪胡”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揭示了中国文化中的“世界精神”，源头正是尧舜禹禅让后，大禹引导封闭的酋长社会走向更大范围族群的贸易合作。合作中显示出的“世界精神”包裹着“天下为公”。神奇的是，由中国北方发端的“天下为公”的理性关系在南方土壤上也生生不息地成长起来。
《山海经》作为巫本改造体，显然与年前春秋末的社会需求是紧密相关的。如文中所列，出铜之山有座，出铁之山有座。《五臧山经》区域对应《禹贡》五服，并与《归藏》关联。但三者关系却是各自独立。“五臧”与“五服”的区域范围基本相同但功能不同。“五服”是*府行为，用谷物货币作依托。而“五臧”是贸易区划，注重地理位置和物产利润。《海经》与《荒经》则注重进一步的各地人文风情的采集。
《五臧山经》显示五大贸易板块，其中，“南山”由西向东，“东山”由北向南，而“中山”由西向东,事实上构成了一个以要服区“会稽山”为中心的闭环关系。而“北山经”向北关联了诸侯，“西山经”由华山向西，显示梁州贸易一线牵和雍州对外开放关系。与《禹贡·五服》“行*中心”由外向内纳贡关系是不同的。
《五臧山经》显示贸易共二十六经，四百七十一山：
南山——自“”山起，由西向东形成了三经，历四十山。
西山——自华山起，由东向西形成了四经，历七十八山。
北山——自“单狐”山起，由南向北形成了三经，历八十八山。
东山——自樕“朱虫虫”山起，由北向南形成了四经，历四十六山。
中山——自“薄山”起，由西向东形成了十二经，历二百零九山。
显然，南山和东山贸易量小，中山经最大，占了近半。
从《五臧山经》看，“经”是指贸易之路上的经历，涉及的数百座“山”是指以“山”为标识的贸易关系点，是指“部落”位置关系。山是指山岳间的部落并不实指山。而“中山经”处于平原之地理，本应山最少却反而呈现最多。之所以平原多“山”，概是因为*淮地区有了大禹治水、舜龙种稻造成农耕崛起，部落密度较大所致。
《山经》所指“山与山”之间的方向也并非直线关系，而显示的是总体方向指引下的路径距离关系。这就如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但西部有盆地、洼地，平原有高山。
“山”间关系，应该是指总体方向关系下盘根错节的“点到点”之间的贸易里程关系。文中的由西向东，现实可能是南北方向关系甚至是反向关系。
曾随大禹治水又南下的颛雪将*为路径识别发现了一种用磁铁导向的方法。为偒傣商队贸易山行、水行提供了指引工具，宋时称司南，今天叫指南针。
《五臧山经》巫本时期，贸易关系中并没有“国”的概念，而《海经》开始从四百多座“山”转成了四十多国。显示春秋末期数百中国部落的瓦解和多元化高集中型社会的形成。而分封国竞争中出现了秦前的战国现象。“海淘与拾荒”显示的贸易关系点“山”的减少，而各地史前故事归集的增多是社会走向融合的象征，显然作者告诉我们，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山海经》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反复提炼形成的。从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禹贡》、《归藏》与《山海经》显示的是大禹时代“贸易立国”三位一体的*商文化关系。
作为人类货币起源地，中国学者锁定了上海沙冈。而最新研究的奉贤沙冈一线“土壤分布图”，显示人类最早货币起源地、海贝采集中心地区的“庄行”，从北向南形成了一条约数百米宽、数公里长“水獭”形的废贝遗弃区，而向北形成了10多米宽、数公里长的条型废贝区。神奇的是在胡桥出现了两个方形的废贝区，显然这是颛雪将*屯兵的海贝采集工作区。三大采贝区的形态，说明当时的工作是十分条理化专业化的，并有分工的特征，涉及面积达多平方公里，已经具备了作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和条件。
小结一下：
1．《山海经》是中国最早的导贸百科全书。它基于帝尧改革成功后大禹主*，将中原的成功推及九州时，采用商贸合作方式以实现族群融合的产物。在“贸易+货币”及“*商”分离条件下，社会进入了“夏商周”的演化轨道。
2．《山海经》与《禹贡》《归藏·易》都是同时代的史前文献。《山海经》主贸易，《禹贡》主纳税，而《归藏·易》主金融，三者都是大禹治国之器。
3．《山海经》反映江南沙冈“物产+货币”为起点的贸易行为，引发了九州经济走向贸易牵引下的共同富裕，沉淀了中国的“江南文化”，并与汤因比所言的“世界精神”不谋而合。
《山海经》历代编委：大禹、典龙、女偃、孔子、子游、子贡、屈原。主编:（巫本体）女偃、（文言体）孔子。
（施云江，典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思想界”专栏作家，年2月8日作于大船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