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边境贸易指两国接壤地区的居民之间的集市贸易。宋代边疆市场在唐宋变一革之背景下，随着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各国政府从中获取了大星经济收入，同时成为了当时各国关系的风向标，其发展尽管令人瞩日，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的。
宋代边拟市场既继承了宋以前历朝边辍市场的从木制度及管理思想，又针对宋时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相应调整，是适应宋代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要厘清宋代边疆市场的诸种情况，必须对边疆市场的起源和早期的发展情况以及其管理制度发展的情况进行追溯，才能正确把握宋代边疆市场的特质。
先秦时期市场的起源及边疆市场的萌芽
在中国的初民社会中，个人之间简单的物物交换应该还不能被称为市场行为。只有当有交换的固定场地出现，才表明商品交换己经趋于常态化，这时才真正出现市场。
在交通便利处出现市场是其原初形态。古籍认为市场的起源是在神农氏时期，说明其起源于定居农业开始之时。根据现代考古学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很多文化遗址中都有海贝，这证明当吋不仅有了商品买卖，而且己经有了远程商品交换。
龙山文化时期，父系氏族公社已经出现，职业的分野已经形成，家庭己经出现了剩余产品，交换应该已经比较频繁。
边疆市场的出现是在雏形的邦国或国家之后，因为有了疆域的概念和意识，当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商品进行一定规模的较为稳定的交换之后，边疆市场随之出现，因此其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国家的历史开始于周，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边疆市场应该是从周代后期开始的。周代全国的人群被分为５个大集团，分别是华夏、东夷、北狄、西戎和南蛮。这种划分主要是地域性的，同时也是经济性的，还是民族性的。
华夏是周朝的主体民族，人数众多，主要从事着以定居种植粟等作物的农耕经济。由于经济形式的互补性，这时华夏族与其他民族集团之间已经存在较为频繁的交换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边疆市场己经萌芽。
当时，游牧与农耕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己经基本成熟，带来两种社会之间交换的必然需求。游牧社会出产的产品相对单一，更易受到自然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与农业社会之间进行交换的意愿更加强烈。与此同时，农耕社会也离不开游牧社会的产品，牛、马等牲畜不仅满足了农业社会军事装备的需要，还是提高农业社会运转效率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
周代的市场发育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市场出现了类型的划分，而且“大市”这种盛大的交易是由多样的人群共同参与的。虽然文献没有对“大市”中的“百族”有更详细的论述，但可以说它是边疆市场的雏形，即不同的族群在一起进行规模较大的交易。因此，中国有确切记录的边疆市场应该是肇始于周代。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交易具有了一定的迫切性。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之后，骑兵成为中原地区发展军事力的重要装备，因此游牧民族的马匹成为中原统治者最希望获得的东西，此后历代都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一些货物如丝织品就传到了游牧民族地区。
秦汉时期的边疆市场
秦汉统一之后，由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修筑了大量道路，统一的政体、道路的畅通导致交易费用的降低，必然促进包括边疆市场在内的市场贸易的整体发展。
秦统一后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同时开始发展驿传系统，道路系统更加完备。汉代的驿传系统更加发达，包括传舍、亭、邮和邸店，交通工具多样，民间还出现了专业运输队伍，为边疆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这一时期，北方边疆地区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的游牧国家一一匈奴，其与秦汉长期对峙，这一阶段中原与匈奴之间的相互交往，汉文文献对二者之间的战争、贸易、文化交流等的记载也较为丰富，边疆市场的重要性被充分肯定。
汉代西北地区的边疆市场发展较快。汉宣帝以后，汉匈友好关系日渐恢复。西北边疆呈现出贸易的繁荣景象。西北地区边疆市场的发展同时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繁荣。
在这种贸易往来中，匈奴不仅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奢侈品，而且也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出售畜产品的市场，在这种贸易往来中，匈奴不仅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奢侈品，而且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出售畜产品的市场。
在东北地区，汉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开始加深。这一地区最重要的交易对象是乌桓。早在西汉中期，武帝在幽州设护乌桓校尉，专门管理乌桓。有道路从上谷（今河北万全）至辽东，上谷是与乌桓进行贸易的地区。
有道路从上谷（今河北万全）至辽东，上谷是与乌桓进行贸易的地区。东汉与鲜卑的关系虽时好时坏，但相互间的关市贸易并未断绝。
两南地区的边疆市场也得到很大发展。汉初实行“关蜀故徼”，即禁止夷汉吏民进出蜀地关塞，限制该地的贸易。但是西南诸族买得蜀布、邛竹杖后，通过身毒商贾转卖到大夏等国。夜郎的商贾从蜀人手中买得杞酱，然后沿胖舸江到岭南的番禺出卖。
此后，边疆市场的发展具有了合法性，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地区贸易的发展。成都在这时出现了很多大商贾，如开通盐铁市场后，卓氏、程郑以铁器与西南少数民族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
经过魏晋的发展，隋唐时期中国得到重新统一，国力强盛，由于军事的需要，因此与周边民族的贸易史载不绝，且规模较大。这一时期，全国的道路北通长安、洛阳，南至海南岛，西接南诏，东达闽浙，内部道路网络建设己经较为完备。边疆地区自身的路线也发达起来，为各地区的进一步深入交流提供了基本条件。
隋唐时期的边疆市场
与前一阶段相比，隋唐边疆市场交易种类从生活必需品、奢侈品贸易为大宗发展到以马匹交易为大宗，絹马贸易、茶马贸易都是其表现形式，极大地影响到宋代边疆市场的发展。
西北地区边疆市场的发展仍然令人瞩目。隋文时帝突厥提出希望与隋交易的请求，这是隋时中原与边疆贸易的开始，此后隋时交易不断。唐初突厥向唐王朝出售大批牛马，为了获取充足的战马，唐先后用丝织品和金购买战马。边关守将也将扩大马匹贸易作为增强军事力量的重要手段。
史之乱后，回纥因受到利润的驱使，又自认平叛有功，因而自中唐乾元年间开始，向唐大量出售马匹。到了代宗时，回纥“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同时唐与吐蕃也存在着一定的马匹贸易，安史之乱后双方互市地点推移至陇州（今陕西陇县），但在规模上小于唐与回纥间的贸易后虽因每年买马所费过多，臣子与唐庄宗一起讨论，庄宗认为还是应该购入战马，以致“自是，蕃部羊马不绝于路”。
唐代中原与交趾、安南贸易开始发展起来，经商地点多在交通比较便利的边境城镇。如广州，占城（越南属地）等沿海边境城镇是边疆市场的主要地点。水陆交通均畅通。
从现代考古学的证据看，越南北部考古遗址出土了很多古钱币，其中的元和通宝、开元通宝、乾元通宝都是唐朝钱币，足以说明安南与中国在唐代的交易中已经开始使用中原的货币。
五代十国以后，交通上最大的发展表现为北方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开始形成，为宋以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当时北方的水路主要依赖运河，南方则以长江为主要水路交通干线。后唐关于中原与边疆的贸易的记载相对较多。
五代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作为重要边疆市场的敦煌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有大量的异域商人常驻于此。除专门的商人粟特人之外，还有来自波斯、回鹘、于阗、鞑靼、印度等国家或民族的商人，主要用金银器皿和丝绸做货币，商品有来自中原和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亚印度的特产。
通过以上分析，西域繁荣的贸易景象跃然纸上，这些都是边疆市场不断发展的明证。由于边疆市场的发展、交流的加深，所拥有的资源对于中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央王朝开始了逐渐深度渗入和开发四南地区的历程，西南的道路、商业发展、特别是货币系统都逐渐融入大的经济区，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西南地区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