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历史是流在人类血液里的动力。但历史驱动的方向并不随意。就地缘文明体而言，欲兴其族，必张其史。通史的贯通与信史的支撑涉及文明兴衰乃是人类之通理。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几乎所有通史都不说从文明起点而来的理，也不说让文明如何不被中断的理。人类文明贯通的史，难道可以各执一词？西方史学界以人类通史、全球通史、世界通史、世界历史、人类简史等名义叙述人类演化，版本繁多，让人眼花缭乱。难道人类、全球、世界说的不是同一个事？今日人类，曾经的四大古文明原脉已断了三根，唯剩下一根还在“疑古”。那么人类通史该怎么写？信史又到哪里去找呢？
人类需要以史为鉴，但片面的史学观引导甚至是由“双标”叙述的史，事实上让人类面临着无所适从的尴尬甚至危险。冯友兰说过，历史是统一于逻辑的。自欧洲启蒙思想战胜基督教思想后，人类来到了由功利主义带着工业化催生的全球化，即“同一个世界”中，但却面临着一族独好还是百族同好的争执。
人类通史应统一于怎样的逻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列为人类十大文化名人之首，这是巧合还是必然？从仅有古文明延续的理性看，这显然是人类选择文化样本无法绕开的现实。中国文明有理由成为人类持续演化及其文化方向的圭臬。
施云江著《货币起源与华夏文明》（以下简称《货》书）认为，由华夏族源头而来的易道理性、象形文字、唯物信仰“三大文化”关系形成唯物理性铸就了中国文明的持续，其通达至今的逻辑关系还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暗合。
从逻辑中去找人类演化，可能是一种摆脱主观误导的选择！不无遗憾的是，中国史学也没有从人类古文明唯一不断这个最大“信史”关系中去建立中国通史可信的支撑，反而受可遇不可求的考古和史前文献资料不足的束缚，在“疑古”前驻足，让通史难通。
考古学家在仅仅得到先人两颗牙齿或一块头盖骨时，可以不管其他部位是否存在，就能还原一个整体的人并让人不疑，这是为什么？显然，这是得到了生物学逻辑架构及关联学科的支撑。那么，作为一个由人类个体叠加的社会，在需求方向一致的条件下是否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关联逻辑呢？
大象无形找有形。中医把人类个体看作是一个生物性的“小宇宙”关系，那人类社会演化自然可以看作是一个类似的“大宇宙”关系。由此“关系”重建通史架构显然可以摆脱表象的羁绊，找到通史可信的本质，把叙述人类演化史引向逻辑的约束。从对应“大宇宙”关系看，社会的头部自然是政治及意识形态，身体是社会生产关系，四肢是生产力。叙述通史可由此发端。“大宇宙”显示，历史只能统一于人类生存找优化、发展找效率的需求“合作”逻辑之中。
一、中国通史形成于唯物关系
人类因向“合”而走向同一个世界。人类之所以会走向同一个世界，本质上是人类在生存优化找发展效率的需求关系下向前演化的。这是人类通史基本的唯物逻辑。
人类三大古文明被中断后，从“浪漫灵魂”和“平行真理”中重启的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误导了二十多次帝国争霸直至把人类带进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由丛林法则引导的奴役天下式的社会演化必然会让人类走向歧途。人类不可能永远在金融帝国统治逻辑下走向未来，不可能任由霸道行为阻碍人类社会发展效率的历史大逻辑。
人类必然会有另一种选择。一种把人类引向持续和平合作的选择。人类唯一不断的文明关系意味着主流意识引导的正确。一次次的自觉纠错，一次次的自我改造，让人类向唯物思想路线持续靠近。从今日人类70多亿人之文明体看，历史似乎是持续的。但今天的人类是由多个称之为国家的地缘经济体、多个民族语言关系构成的多元价值体所组成的。既然人类一定会走向“合”，那向“合”的力量源于何处呢？历史演化客观上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主观上人类又从战胜自我中必然地走向持续合作的选择。因为，人类只有从合作中才能实现社会高效发展并实现生存的持续优化。显然，效率是人类的向“合”引导。
什么是通史？通即贯通，史是对过去的人文关系的叙述。通史是相对断代史而言指人类文明自起点以来上下贯通的演化史。
什么是人类文明的起点？智人迁徙结束后进入地缘经济。由地缘文化沉淀的成果形成文明的起点，也即是现代人的起点。其中，人类生存容量最大的农耕关系最早形成了人类四大古文明。
通史上下贯通的是什么？是人类文化持续沉淀的文明史。中国是人类唯一有“起点”至今的一个文明体，“三大文化”关系支撑了中国文明的持续。
什么是中国的三大文化？三大文化是指中国唯物理性中的三大核心价值，分别是易道理性、象形文字、唯物信仰：易到理性，是古人将中国社会生产关系总结为《易》传承的理性；象形文字，是中国从表形发端的到表意、表音形成的十万汉字；唯物信仰，是中国人类沿客观规律指引找需求升级的信仰引导。
通史为什么要叙述人文关系？因为整个人类史就是人类社会文化关系的演化史。
战争与文化是什么关系？文明是文化的沉淀，文化是人类发展的动能。战争是一种野蛮的阻碍人类文明演化的现象。
什么是信史？一般认为是较为翔实可信的历史。
什么是史论？即评论历史的观点和文献。
怎样的史论是较为翔实可信的？有理、有据，是不带主观偏见的，从客观事实依据出发的，揭示自然、生物、社会历史演化规律、符合历史自身内在逻辑关系的论述。
中国史学家王国维先生最早看到叙述历史单靠考古是不足的。于是，他提出了“考古＋文献”的两重证据法。但问题依旧存在：不但碎片化的考古无法实现通史的贯通，且因史前文献的模糊不清而让人在“疑古”前驻足不前。这一现象不但让中国通史使命难达，更要命的竟然让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通史。自然生物的演化在考古和现代技术手段下已取得长足进展。唯独社会演化的叙述涉及“奴役天下”和“天下为公”之争在人类族群意识形态价值观中反倒争论不休、相持不下。
如何破解通史不通的难题？需要建立人类通史架构，去找到人类通史内在逻辑支撑，即人类演化的内在规律和逻辑关系。以往人类通史因各说各话而难以实现举世认同。原因正在于其没有从源头演化而来的逻辑引导。
但通史，尤其是史前史难觅其踪的不足让通史存“疑”，看起来像是无解？当通史有了逻辑关系就为信史的贯通铺平了道路。同时，支撑了人类在演化史中从“已知找未知”的立场，并可从关联中导出未知让通史实现可信。
什么是通史架构？通史架构就是从以往人类文明持续演化中对应的逻辑关系，或称逻辑架构，建立起如人体“小宇宙”关系的“大宇宙”逻辑。
通史架构有什么要件？第一要件当数人类史学观。这一点中西方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曾有过很多的探索。但最终看到，只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代表人类持续演化关系的，也是最接近人类构建通史架构内在合理性逻辑的。
第二要件是样本。即由唯物理性引导下持续演化的通史样本，这就是中国，而且是唯一样本。通史为什么不能从全球文明演化关系中直接建立架构？人类族群演化的路径千差万别。而全球公认的四大古文明，三个没了影子，就剩下中国。马克思“唯物史观”是排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利器，与中国唯物理性神奇相合是通史最合理的选择。
通史架构条件为何如此苛刻？因为人类通史只能选择中国样本；因为人类经受不起文明再次被误导而中断。
通史架构还有其他选择吗？回答是：不能。这是唯一的。人类因历史起点遥远而朦胧，事实上已无法拥有自身传统认识的史前信史。这或因没有一个史官能把身处十万八千里外的各地人类演化关系从数百万年前一直记录下来所致。事实上，人类历史如此久远宏大，也不存在这样的史官。
通史架构还有其他用处吗？当然有。有了可信的通史，人类可以防止再次掉进自身设计的各种精神陷阱。今天人类面对过去，虽无法直接获得史前信史，但人类以史为鉴的梦想是挥之不去的。人类演化中有了一个文明不断的样本，就能以此为线索，从中找到人类持续演化的引导，实现温故而知新。
中国通史架构有什么特征？《货》书从中国货币起源背后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揭示了中国“三大文化”关系，找到了支撑中国文明持续演化的支柱。其逻辑关系与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演化关系的理论形成了一个现实互证。为此，我们可以从“唯物史观”出发，以中国演化史为蓝本来构建一个人类通史样本，实现探讨人类历史演化内在逻辑关系的目的。
让我们重新架构通史，让通史贯通并可信！
二、重建中国通史的核心价值
历史统一于逻辑，而逻辑需要架构。历史终究不会偏离人类需求轨道。只是看认识能否锁定文明演化的核心价值并指导人类实现高效发展的要求。为此，圣人孔子创立了需学——儒术。
现有全球通史版本繁多是因为三大古文明中断，重启的历史叙述起点多元而价值随意所致，但其引导方向很难受到历史逻辑的认同。三大古文明中断，显示其地缘文化被中断。就如“地”还是那块“地”，但“主”已不是那个“主”了。既然从主观臆想的价值观中无法形成让人可信的通史，那叙述人类通史还有其他选择吗？
马克思从哲学批判及历史研究中发现了唯物史观，虽未能形成通史，但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历史演化路径和逻辑关系指向了人类将归宿于同一个世界，显示出人类历史逻辑一致、高度向“合”的社会特性。他还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会阻碍人类走持续高效发展之路而预言了未来替代的社会制度。这个唯物史观的结论是从人类历史演化效率关系中揭示的，也就是说人类历史遵循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虽然中国史不是人类史，但人类都是在相互学习中成长的。就地缘经济潜力发挥而言，各地有各地千差万别的发展条件，但社会高效发展都是在遵循主客观统一的条件下实现的。年前，中国贞人女匽就把“天人合一”这个主客观关系，从“以天为本”导向了“以人为本”。而大禹“贸易立国”，用“贸易＋货币”的方法将单一生产的酋长社会导向多元的君王制社会，从而让人类走向融合。这与今天全球化向“合”方向竟然是高度一致的。
美国学者克雷格著《哈佛极简中国史》指出，人类四大古文明唯一没有被他族文化淹没的只有中国文明。虽然他认识到中国具有人类最久远的文明性，但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他也没有看到中国文明的起点。美国学者基辛格作《论中国》，但他没有看到中国文明“起点”就论了中国。而没有起点的“论”，逻辑上能说得通吗？
《货》书认为，从源头而来的中国“三大文化”形成了社会历史“大宇宙”政治关系的“头部”，引导社会演化并坚守了唯物理性。显然，“唯物史观”对应人类各族群历史演化，与中国文明内在的唯物理性高度重合。这个重合，既显示了人类历史演化的必然，也显示了通史的呼唤，从中也可看到人类族群文明被中断和不被中断的原因。
人类通史显然无法绕开中国这样一根客观的历史标尺。但让人尴尬的是中国自己也没有在“信史”基础上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通史而任由他人编排。美国史学家斯波德克以万年前作为起点的《全球通史》，在提及周朝后将历史叙述的起点从中国君王史2.0版的秦王朝开始，他虽然看到了中国社会更早政治“头部”的道法儒理性关系。但终因其认识停留在表象，把《易经》只是理解为中国社会占卜预测未来的工具，而看不到这个“群经之首”是中国“道德规范与立法原则”的起点，也是中国历史持续融合百族的源头。
越遥远的人类痕迹越依稀难辨。传统的“考古＋文献”无法获取可信的史前史，但“多重证据法”是可以呈现更多历史关系的。人类终究不会因信史难求这一矛盾的存在，而任由源头起点不明、演化逻辑不清与文化主张随意的强人价值观来裹挟人类通史、误导世界进而再次伤及人类自身！
事实上，无论今天有多少种通史版本，凡是主观想象由下而上衔接了史前史，所谱写的都是历史新篇章而非通史。人类虽然走向了同一个世界，但依然存在着意识引导不同、行进路径不同、文化性质不同的现象。
既然，人类共同目标是走向同一个世界，那今天人类通史为什么不能守望到和平合作的关系上来呢？人类从短缺时代形成的“丛林法则”刻骨铭心，由此有了利用、控制人类生存关键要素来奴役天下的意识。而这种用族群一己私利主导人类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严重扭曲了人类的良知。族群争霸的惨痛历史显示，人类不能再回到战争中去。
美国学者亨廷顿作《文明的冲突》一书显示，未来人类几个大型文明体将存在诸多的冲突。让人奇怪的是文明本是文化创新的沉淀。在创新合作条件下形成的文明正是引导人类走向同一个世界的逻辑，冲突怎么会成为文明的主导呢？冲突显然是“奴役天下”扭了“大合天下”的道，是创新不足和反人类的。
通史还面临着人类地缘经济从何时发端，因何发端？什么样的文化创新会沉淀文明，文明关系如何认定等一连串的问题。人类文化形成文明一般都沉淀在某一个地缘经济体内。DNA研究显示，末冰期间人类从温暖地带的非洲崛起，并从迁徙式生存走向了地缘经济，出现了农耕文化，从而依次向东形成了埃及、两河、印度和中国文明。中国南北有农耕痕迹的考古显示有上万年的历史。当然，狩猎部落形成于北方，其文明关系是源于“围猎”而非追猎。
但最早的人类三大古文明为什么会被中断呢？研究认为，人类三大古文明其中还包括中国南方的良渚文明几乎同时中断于下埃及由冥王发起的宗教统治及席卷财富的阿蒙教“大洪水”。大洪水让人类纷纷走上了背井离乡的“挪亚方舟”。唯独中国北方出现了尧舜禹改革和大禹治“水”，之后又出现了商汤革命。也有史料显示，三大古文明是由雅利安人南下引发了中断。但深入研究看到，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关于文明起点的讨论，末冰期以前的人类活动，基本可以认为是智人活动。这一点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认为，人类源于从食物的“采集到生产”的关系。事实上，从食物采集到生产也并非只有人类独有，至少蜜蜂也是如此。而通史显然是要叙述一种多元创新而让人类社会融合关系高于蜜蜂的文明形式。
仅以人类生物性需求到生存方式改变的进化作为叙述方式的通史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从“采集到生产”虽然是人类群体行为的一个飞跃，但如果没有从人类社会内在逻辑关系发端，仅叙述现象会让通史引导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效果，因为仅仅为生产食物而生产则不可能有文明的持续升级。
人类从食物“采集到生产”的生存转型绝不是偶然的。只有揭示其内在的社会生产关系才能发现这种飞跃的内在逻辑，才能证明人类与一般生物的差异。否则，在人类已进入食物“生产”的较高文明时代后，为什么还会有三大古文明被集体中断呢？显然，人类文明中断是一种社会演化体制关系的中断，而非单纯生产方式的中断。中国文明之所以没有被中断，是中国创新的“三大文化”支撑了中国走在人类演化正确的轨道上所致。
在人类众多的通史版本面前，含蓄而内敛的中国史学界，因史前文明证据不足而产生了长期的“疑古”现象。今天有了生物性关系的DNA比对，但社会演化体有没有类似的DNA比对呢？或许，只有逻辑关系可以作关联比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和《展望21世纪》中指出，中国存在让全球统一的文化关系，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培育了世界精神。他说的世界精神显然就是一种人类向“合”的精神。这正是中国的人文基因。苏联历史学家司徒卢威在《古代的东方》一书声称，中国至少有一万多年的历史。这正是指遥远中国在地缘经济开始后找到了一条让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演化升级之路。
既然人类社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关系，那么其中的逻辑演化一定是有规律的。采用逻辑推测的价值是巨大的。因为主观的叙述缺失和偏差一定会在逻辑关系中显示出来。就如“小宇宙”的人类考古，少了一根右侧大腿骨一定可以从左侧的大腿骨假借复制过来。那么，社会“大宇宙”关系也是可以在逻辑中找到类似的关联。
既然马克思唯物史观可以叙述人类发展逻辑，那么中国唯物理性关联的史料与唯物史观逻辑相印合时就构成了通史条件的充分与必要。
既然现有人类通史的起点大多是主观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一个客观的逻辑关系中去重构通史呢？
既然以前通史的起点都是猜测式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现有人类社会运行关系的逻辑架构去向上逆推寻找起点呢？
既然人类会走向“贸易＋货币”的同一个世界，那么人类能在争执中找到一个未来文明的共同圭臬吗？
逻辑不是臆想，因为逻辑本就是一种扎实的客观存在，逻辑的力量在于其存在不容置疑。
三、人类通史的中国样本
人体依赖骨架而运行，社会依靠体制而运作。通史依赖逻辑而叙述。
如果以中国的唯物理性对应马克思“唯物史观”来叙述通史，中国样本需要有怎样的逻辑架构？把大宇宙的“头部”对应社会意识形态及政治、“身体”对应社会生产关系、“四肢”对应社会生产力，让人类通史成为一个在逻辑轨道中由远及近而来的社会有机体。
中国人类生存优化找发展效率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引导的，由“三大文化”关系构建了文明持续演化独有的唯物理性而成为中国大宇宙的“头部”关系。
大宇宙的政治“头部”，作为中国政体思想的意识引导，从上万年前羌藏系人对生存地的“谦让”，到盘古“合作”精神引导伏羲女娲的族群融合，又到大禹“贸易立国”守“唯精唯一”，再到孔子“礼让”的客观无咎，最后是今天执政党的“实事求是”。中国唯物理性从酋长到君王再到政党是一脉相承的。
大宇宙“身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在一个由“谦让”到“礼让”引导的社会中，依据不同时期的社会条件，在“天人合一”引导下建立起社会生产关系，并由单一生产关系发端到多元综合生产关系的升级演化。其中先有盘古的《连山·易》，之后有伏羲畜牧业的《洛书·易》，而北方最早农耕的女娲部落巫文化形成的《河图·易》，都是酋长社会单一产业关系中总结出来的《易》。
年前，由帝尧发起中国地缘经济失衡的第一次社会改革，帝舜主政后，承伏羲女娲融合、炎黄融合的指引融合了九夷，建立了中国最早职官制度（详见《史记·舜典》），大禹统一九州制定“贸易立国”策略，典龙创建货币并与夫人女匽作《归藏·易》，显示中国社会“天人合一”关系的转型并进入了金融时代。之后，文王寻道初创了约束人文关系的《周易》，之后由孔子作《十翼·易传》完成了古代中国由酋长单一产业关系向君王制国家多元社会生产关系升级的立法原则和道德规范，最后由中国著名政治家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了中国核心文化“易道理性”的地位。
大宇宙“四肢”是社会生产力。中国由易道、文字、信仰构成的“三大文化”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升级。易道理性由单一产业关系的三《易》一路升级为多元产业关系的三《易》，文字由简到繁，从表形、表意到表音一路成熟形成了十万汉字，信仰是沿唯物理性引导的“凡事和为贵、百善孝为先、君子求出息”关系一路传承，就连具体的社会融合工具货币也在以物易物、海贝为币、现代货币关系中一路创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重回世界并显示出中国与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向“合”智慧。为此，建立一个由历史唯物关系衡量价值判断的样本标准，将有利于人类从中国曾经的文明实践中吸收其内在营养，将人类坚定地引向和平合作的同一个世界。
“大宇宙”架构有利于人类判断曾经的历史路线和未来驱动方向中哪些是积极的因素，哪些是消极的因素？这样也可以看到，人类曾经掉进自己设计的历史陷阱的原因和未来不再掉进历史陷阱的可能性。为此，我们不能以考古实证名义认为后朝有实证可信，而前朝无实证则无信来建立信史。如果前朝无实证则无信，那不就是说中国文明中断了吗？
从考古条件看，历史越远越依稀的道理应该也是很明确的。同样，离今天越远的古代因后人活动等影响让证据越来越少也是必然。求证一个上万年、由上万族群融合的演化史，仅从碎片化的考古收集中找到实证可信的社会演化关系从而完成通史的使命是不现实的，即便再加上历史的文献也难负此重任。显然，史前信史难求的矛盾无法从“考古＋文献”中去解决。通史本质上要叙述的是人类如何为实现未来合作升级的社会演化寻找引导关系，即实现历史道路的正确。换言之，叙述人类在社会生产中的合作与分工演化关系才是人类通史的使命。
人类通史仅仅面向生产是不足以解释文明关系的，因为以工具为特征的生产力水平只是人类社会的现象而非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形成的理性。比如今天的工业化社会，是由基督教思想战胜了所有宗教，而启蒙思想又战胜了基督教思想后演化出了功利主义，生成了工业化制度才有了工业化。工业化并不是由蒸汽机带来的，而是由工业化制度带来的。在短缺时代，市场缺什么做什么，造成了人类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正是揭示了社会效率的权力协调缺位了，而当人类根据社会需求协调组织生产后，人类才走向生存优化并提高发展效率。简言之，人类通史需要叙述的核心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在中国“大宇宙”的历史框架下，持续的融合并没有什么“神仙”的指引，只是从“贸易＋货币”关系中形成了中国万众一心的占世界总人口18％的大族群。“贸易＋货币”让人类趋“合”，需要的是各自组织地缘高效的生产力实现交换，让人类实现财富增长，生存优化，而不是靠金融霸权来实现奴役天下的异化。
总之，人类需要和平发展，也需要提供和平引导选择路径思想的人类通史。
最后，小结一下：
关于通史的贯通和信史的支撑一些基本要点：
第一，通史的贯通，先要有文明的起点，再要有支撑文明持续的文化。中国有三大文化支撑文明。
第二，信史的支撑取决于唯物的历史逻辑贯通，而非求取某一实证。因为人类本是一个巨大有机体。
第三，中国具有代表人类文明持续演化建立通史样本的唯一条件，不能在“疑古”前驻足。
第四，“大宇宙”通史架构显示了中国“天下为公”引导人类走向天下大“合”的文化价值。
第五，“大宇宙”通史架构让人看到，曾经人类历史行为中什么是积极的，什么是消极的，人类如何才能走向大“合”。
第六，中国通史样本编年：
1．末冰期智人迁徙式生存（母系），3万年前山顶洞人等；2.3万年前云南人；2万年前江南人。
2．1.4万年前智人由云南向北，由盘古开“父系”、创“围猎”让部落进入地缘经济（1.2万年前～0.8万年前）。
3．伏羲女娲融合让中国进入了酋长联盟＋分封制社会（年前～年前），这一关系至帝尧初已有“四岳十二牧”。
4．大禹统一九州，中心纳贡＋分封制，引导九州进入了“夏商周”贸易立国双重治理体系（前年～年）。
5．中央集权＋郡县制，反复改革至秦汉形成大一统（前年～年）：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王朝。
6．年（过渡时期～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向合，才有高效。
追求高效，必有权威。
（作者：施云江，典龙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思想界”专栏作家，本文于年1月9日作于大船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