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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第二季将由故宫博物院携手河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云南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共同为大家解密27件国宝的前世今生。
故宫博物院
1.
样式雷建筑烫样
烫样，就是立体模型，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产物，是为了给皇上御览而制造的。因为需要熨烫，所以称烫样。清朝建筑工程，在管理上一如唐来制度，有内、外工之分。工部营缮司掌管外工，内务府营造司承办内工。乾隆年间又在圆明园临时设有内工部，专门办理园工设计事务。内务府营造司设有样房、算房，样房负责设计图纸、制作烫样。
中国的宫廷烫样，首推拥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样式雷”一家，家藏留传的“样式雷”烫样。“样式雷”一家自清康熙年间到清末，几代人在样式房长班，历时二百余载，家藏留传下来的“样式雷”烫样，从内容看，包括圆明园、万春园、颐和园、北海、中南海、大内（故宫）、景山、天坛、东陵等处。
2.
上阳台帖
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蓮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陽臺”一行。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及隔水上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齋”、贾似道“秋壑圖書”，元“張晏私印”、“歐陽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
这是李白传世的唯一书迹。其落笔天纵，收笔处一放开锋，宋黄庭坚评李白的诗与书云：“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山谷题跋》)此帖曾入宣和内府，后归贾似道，元代经张晏处，明藏项元汴天籁阁。清代先为安岐所得，再入内府，清末流出宫外。民国时入张伯驹手，建国后献给国家。年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3.
金瓯永固杯
乾隆年间，清宫造办处制造了各式酒杯，其中不乏龙耳作品，且式样颇多，但这种以象鼻为足的作品却很少。这件金杯的设计及加工皆属上乘，是皇帝专用的酒杯。
此杯金质，鼎式，圆形，直口。口沿錾回纹一周，一面中部錾篆书“金瓯永固”，一面錾“乾隆年制”四字款。外壁满錾宝相花，花蕊以珍珠及红、蓝宝石为主。两侧各有一变形龙耳，龙头上有珠。三足皆为象首式，象耳略小，长牙卷鼻，额顶及双目间亦嵌珠宝。
河北博物院
4.
长信宫灯
灯采用分铸法制作而成，由头、身、右臂、灯座、灯盘、灯罩等六部分组成，可以任意拆卸。宫女身体中空，烟灰经右臂进入体内，从而保持室内清洁，是集实用与环保于一体的最早实物研究资料。灯上刻有“长信尚浴”、“阳信家”等铭文9处共65字，所以得名。为研究灯的使用和流传情况，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构思巧妙，艺术性高。
灯的形象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通体鎏金，宫女头上梳髻，戴头巾，身穿长衣，跣足，衣袖宽大。她左手持灯盘，右臂上举，袖口下垂成灯罩。灯盘可以转动，灯盘上的两片弧形屏板可以推动开合，用以调节灯光的亮度和照射方向，是集实用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珍贵文物珍品。
从目前公开发表的考古资料看，同类器型且采用鎏金工艺的汉代宫女造型宫灯，仅见此一件，弥足珍贵。
5.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
国家一级文物，国务院规定的六十四件禁止出国文物之一。案面已朽，仅存案座，边长47.5厘米。底部是两雄两雌跪卧的梅花鹿，四龙四凤组成案身。四龙独首双尾，上吻托住斗拱，双尾向两侧盘环反勾住头上双角。四凤双翅聚于中央连成半球形，凤头从龙尾纠结处引颈而出。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复杂精巧，无以复加。
6.
彩绘散乐浮雕
浮雕中的仕女手执箜篌、古筝、琵琶、横笛等10种乐器，表现出乐队吹奏表演时热闹的场面。
散乐图彩用浮雕形式，以汉白玉石精雕细刻而成，唯美华彩，表现了乐队吹奏表演的热闹场面。图中有人物15人，面朝右方站立。画面上右面最前一人穿男装，头戴幞头，身穿圆领长衫，双手横持一根结有彩带的横杆，似为乐队指挥，其身前有两位躬身曲膝，双手前伸，或做伴舞姿态的矮人。
12名演奏者均为女子，分为前后两排，头梳高髻、簪珠花，身穿窄袖襦衫、抹胸，肩挎披帛，长裙曳地，手持笙、箜篌、方响、筝、琵琶、筚篥、横笛、拍板、座鼓等乐器，前列居中弹奏琵琶的女子发髻梳法较繁杂，似为全队核心人物。箜篌、筝分别置于或高或低的长方形几凳上。这些乐伎人物面容饱满，体态丰膄，神情专注，姿势各异，仿佛正在合乐演奏，极富韵感。
这件彩绘浮雕散乐图既真实再现出了唐末五代时期的乐舞的场面，又展现出我国古代曲阳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准，美仑美奂，堪称国宝。
山西博物院
7.
侯马金代董氏墓戏俑
山西侯马金代董氏墓戏台砖雕，年侯马市牛庄村出土的金代董明墓，以其精彩的砖雕戏俑闻名于世。
董明墓砖雕戏俑，一组5件，均高约20厘米。5个彩绘戏俑位于董明墓墓室北壁上部砖雕戏台上，戏台是一座五脊六兽单檐歇山顶式模型。五个人物并列一排，自左至右分别为装孤、副末、末泥、装旦和副净五个角色，正在戏台演出。戏曲的角色行当俱全。五个戏俑均经彩绘，色彩绚丽，形象生动，在侯马出土的几组戏俑中最具代表性。
8.
侯马盟书
在40多个祭祀坑内出土玉、石质盟书余件片，绝大多数为圭形，最长者32厘米，另有圆形及不规则形。辞文多以朱笔书写，少数为墨笔。文字可辨识者有件，多则余字，少则10余字。
内容可分为主盟人誓辞、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和诅咒类等五大类。对于主盟人和盟誓时间存在不同说法，多数学者认为，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以赵氏家族为首举行盟誓活动的约信文书，忠实地记录了晋国晚期强族间相互斗争的史实，具有政治档案的性质。它的发现对于研究晋国历史、古代盟誓制度及古文字等均有重大意义。
9.
木板漆画
山东博物馆
10.
银雀山《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汉简
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掘出了书写《孙子兵法》、《孙殡兵法》等古代重要兵法著作的大批竹简。这次发现,在《孙子兵法》的研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批竹简揭示了我国古代兵学的发展状况，其考古成果被列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中国３０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９０年代“新中国５０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２１世纪初，又被评为“中国２０世纪１００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汉简指中国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
银雀山汉墓中失传多年的兵书《孙膑兵法》竹简与传世兵书《孙子兵法》竹简同见天日，一下子澄清了历史上孙武、孙膑确有其人，各有其书的历史事实，解决了困扰史学界上千年的历史悬案。
11.
明衍圣公朝服
朝服是在比较隆重的大朝会或仪式中穿着的服饰。明代文武官员在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降开读诏赦、进表、传制时穿朝服，外任官只在三大节、拜牌及迎诏时用朝服。
明代官员朝服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形制，戴进贤冠、穿赤罗衣、裳、白纱中单、蔽膝、革带、大带、玉佩、大绶、袜、履等。
12.
战国铜餐具
这组铜餐具由耳杯、小碟、盘、碗、盒等组成，共计62件。整套餐具分三部分装在一个铜盒中，设计精巧，制作精良，部分餐具至今保持着青铜原本的金黄色。
这套餐具可能是主人出行时使用的，所用餐具均放置在一个铜罐中，不仅方便实用，而且便于携带，另外从配套的十个耳杯和十个小碟来看，“十人为宴”的风俗在齐国已经存在。
这套铜餐具的出土，不仅反映了当时齐国工匠的高超技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齐国的繁荣和兴盛。根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齐国非常强盛，春秋称霸，战国争雄，经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当时的纵横家苏秦描述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可见临淄在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中国古代东方最大最繁荣的城市，齐地的人民也因“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经常聚首宴饮了。
广东省博物馆
13.
宋金项饰
这件宋金项是年首次发现“南海I号”时出水的，饰长1.72米、重克，呈麻花状，接口处有大量细致的花纹。，结合长度、构造等方面以及它落在甲板上这一信息大概可以估测，这条项饰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外国贵宾，或者将送往中东的一位富商或国家首领。
14.
清乾隆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
中国壁纸是18、19世纪外销商品中的一种时髦饰品，以花鸟、风景、生产、生活等题材为主。通常每幅长12英尺，宽4英尺，一般成套制成，形成一系列连续的景象，可以贴满整个房间。
该壁纸来自于英国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一座一级历史保护建筑——夏活庄园大宅（HarewoodHouse），它是夏活伯爵拉斯切利斯家族（LascellesFamily）的收藏。据文献记载，亨利?拉斯切利斯是东印度公司商船“约克号”的船长，曾在－年三次乘“约克号”到访广州，这套壁纸是亨利到访广州时订购的一件物品。该套壁纸虽每幅题材各有不同，但相连起来整个房间可以组成一组完整的水乡稻作、茶叶贸易的广州风土人情写实画面,是当时外销壁纸中的佳作。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套壁纸的购买者及其当时所从事的商贸活动均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是早期中英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15.
金漆木雕大神龛
此大神龛精工细作、气派非凡、规模宏大，高达3.28米，目前所见传世最高大、最精美的神龛之一。内容人物众多、栩栩如生。神龛是广东潮汕民间供奉祖先神位的特制神器，形制有大小之分，大者称神龛，小者俗称椟仔。整体造型庄重，制作精巧，是潮州木雕制品中做工最讲究的一种。以金漆木雕装饰最常见，以硬木制作的则多为素雕。
四川博物院
16.
《后蜀残石经》
蜀石经通称“广政石经”。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公元年)始刻，到宋代统一之后，在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才最后完成，前后历时年。
蜀石经，或称“孟蜀石经”,又称“石壁九经”、“石本九经”、“蜀刻十经”、“蜀刻十一经”、“蜀刻十二经”和“石室十三经”等。“蜀石经”有经有注，是中国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一种，“石逾千数”，学人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之壮举。
“蜀石经”当时还有一个总名叫《石室十三经》。赵希弁在逐一著录了“蜀石经”各经的刻成时间、文字书者和经注字数后说：“以上《石室十三经》，盖孟昶时所镌”云云。说明汇刻了十三部经书（并注）的“蜀石经”，还被学人冠以《石室十三经》这个总名，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十三经》丛书了。
从孔子删订“六经”，到最后形成“十三经”，中间经历了西汉博士“五经”、文翁石室“七经”、唐代科举“九经”、开成石经“十二经”和孟蜀石经“十三经”等演变阶段，前后历时约余年之久。
17.
格萨尔唐卡
这套格萨尔唐卡是迄今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仲唐中的精品，共11幅，分别为格萨尔王、朗曼杰姆、念青唐拉山神、森阿栋青噶波、赞·羊雄玛波、绿举脱岗、龙王邹纳仁钦、战神威尔玛、苍巴护法神、森姜特列玛、多吉苏列列，该套仲唐画面精美、考究，稀世罕见，弥足珍贵。构图上有中心主像，四周配以格萨尔王传故事图。目前已列为国家级文物。《格萨尔》是至今仍活在藏族民众口耳之间的一部英雄史诗，它既是一种人类文明的活化石，见证着久远年代里那些已经只能存留于记忆中的历史事件。
唐卡绘画具有严格的造型规范，首先必须依照“度量法”比例图表进行构图，讲究线条造型。以线条勾勒出物体形象，界定物体轮廓。线条服从形象度量的他律性。描绘对像追求明快的图案式平面效果，注重装饰性。
18.
制盐画像砖
四川邛崃花牌坊出土，此画像砖是汉代四川盐场的写照，体现当时制盐的全过程。汉代的制盐业颇为发达，当时盐的种类主要有海盐、井盐、池盐和岩盐，其中井盐主要产于川滇地区，尤以蜀地井盐闻名全国。
云南省博物馆
19.
聂耳小提琴
20世纪初期，小提琴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的音乐教育刚开始兴起，一些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大师来到中国演出，鼓舞了许多青年学习小提琴，聂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了解小提琴并产生兴趣。
这是聂耳买的第一把小提琴，也是第一个演奏出国歌的乐器。年，聂耳初到上海打拼；年初，手头拮据的他用自己赚到的钱购买了这把小提琴。后来，他的家人、朋友将连同这把小提琴在内的聂耳遗物一起捐赠给了云南省博物馆。
20.
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云南古代滇池地区青铜文化中的贮贝器出现于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达到鼎盛，消亡于东汉时期。贮贝器是古代滇池地区社会历史画卷的缩影，其制作工艺集青铜文化之大成，显示了极高的水平，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青铜贮贝器除了为当时的古滇国贵族储存用作货币的海贝外，还是权贵地位、祭祀祖先、歌功颂德的重要器物。
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器身作圆桶形，平底、下有足。器身上大下小，两侧有虎形双耳，虎呈向上攀爬状，张口咆哮，虎尾下垂。器盖上铸有四牛，围绕着器盖正中的柱子，柱子上立一位鎏金骑士。
鎏金骑士为当时滇国贵族武士形象，结发于顶，上身穿短袖长袍，下穿窄裤，腰上束带，左侧佩戴一柄带鞘短剑，赤脚骑于马上。骑士所骑的战马不算高大，但很敦厚，昂首挺立，马鬃较长，长尾曲垂。整个造型中只有骑士本人鎏金，与坐骑和器身其他部分形成鲜明的对比，显得骑士金光灿灿，好像一位“金甲神人”，威武不可侵犯。
21.
大理国银鎏金镶珠金翅鸟
金翅鸟梵名“迦楼罗”，被尊为大理的保护神，是佛教护法中的天龙八部。传说金翅鸟原来是一种很凶的大鸟，可慑服诸龙，体积很大，展翅时可达万里，以龙为食，使龙族苦不堪言。后来金翅鸟皈依佛法，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这座金翅鸟鸟头饰羽冠，羽翅向内卷作欲飞状，两爪锋利有利，立于莲座之上；镂花火焰形背光插在尾、身之间，饰水晶珠5粒。制作时，先将头、翼、身、尾分别锤刻，再焊接为整体，体态雄健圆浑，充满勃勃生机，工艺细腻，造型精美绝伦。
甘肃博物馆
22.
铜奔马
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矫健的身姿正凌空疾驰，昂首嘶鸣，长尾如飘。它三蹄腾空，一足下踏飞鸟之背。飞鸟回首惊顾间，骏马已飞身而过。铜马全身着力点集于一蹄，重心平衡把握准确。年10月，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23.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年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为细泥红陶质地，圆鼓腹，平底。腹部以上施以淡淡的陶衣，器口为圆雕头像，短发齐额，五官端正，挺鼻小嘴，面庞秀丽。鼻子、眼睛、嘴皆为镂空，双耳各有小穿孔，可以垂饰物。五官镂空造成的深色阴影，成为头像富有表现力的因素。
瓶体的彩绘纹饰从上到下分三层大体相同的黑彩图案，主题花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两个弧边三角纹对接组成圆圈，内填充垂弧纹和弧纹；另一部分以斜直线、侧弧及凹边三角纹组成。
这件距今余年的人头瓶，塑造了一位端庄、典雅、古朴、大方的美女形象，体现远古先民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艺术表现手法，把人头与葫芦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趣生动，是大地湾仰韶彩陶的代表作品，也是我国史前时期集彩陶、雕塑、造型于一身的杰出艺术品。
24.
驿使图画像砖
“驿使图”为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处的新城魏晋墓葬群。画像砖为米色底，黑色轮廓线，上绘一信使，头戴黑帻，着皂缘领袖中衣，左手持棨传文书，跃马疾驰；马身涂黄色，上有红色的斑块。在绘画风格方面，画师采用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方法，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人一马，可谓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真实、生动、准确的反应出驿马速度的快捷与信使业务的熟练，同时也客观真实记录了年前西北边疆驿使传送文书的情景，被认为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邮驿的形象资料，可以说是现代邮政的前身。
有学者研究表明，图中的驿使脸上五官唯独缺少嘴巴，意在表明昔日驿传的保密性。连同发现的众多幕画也间接反映了当时河西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多方面内容，为深入研究魏晋时期文化艺术和河西地区社会生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形象资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25.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
护臂用面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圆角长方形，绢缘，缝缀六角系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系带长21厘米，部分系带残断。五重平纹经锦，经密根/厘米，纬密24根/厘米，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色等五组色经根据纹样分别显花，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禽兽纹样，纹样题材新颖、风格别致;每组花纹循环为7.4厘米，上下两组循环花纹之间织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小篆文字。
白色绢缘系用一通幅的绢条缝制成绢经密50根/厘米，纬密40根/厘米，系带经密60根/厘米，纬密28根/厘米。
26.
绢衣彩绘木俑
自晋代立国的高昌远居西域，但丝绸之路将其与中原紧密联系起来。高昌国后期的张雄夫妇墓出土了大量彩绘木俑和以木、泥、纸捻、绢帛等材料制作的绢衣木俑，工艺精巧、保存完好，形象地再现了初唐贞观至垂拱年间的唐人衣冠。这些绢衣俑无论是面部描绘还是绢衣制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工艺水平，成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27.
伏羲女娲图
伏羲女娲上身相拥，以红彩勾勒或涂绘衣服，衣袖飞扬，伏羲手持矩，女娲手持规，代表天地方圆。头上绘日，尾间绘月，周围绘满星辰。构图奇特，寓意深刻，富于艺术魅力和神秘色彩。这种图像在吐鲁番地区古墓中多有发现，一般出自夫妻合葬墓，用木钉钉在墓顶上，少数则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旁。伏羲女娲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天神和人类的始祖，据说伏羲教导人们从事生产，女娲教导人们婚姻伦理。他们手持规矩，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社会秩序的象征。
伏羲女娲图中共有74颗圆点，易传中写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众人不得其解。后来《乾坤谱》认为《伏羲女娲图》中就包含著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含义。这74个点，每个都代表一颗星星，其中除了上面中央1点代表日，加周围11点共12点代表上天12月，下面中央1点代表月亮，加周围11点共12点代表12辰外。剩下的50颗星星里有49颗是实星，还有一颗虚星，就是那颗流星所代表的意义。伏羲女娲图中的星数安排，一定有着大衍之数五十的寓意。实星与虚星的巧妙安排，正是代表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含义。
以文物触达文明
滋润现代与未来
此生不悔入华夏